論「占著毛坑不拉屎」

  十一月一號，我發表了一篇「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現狀」（「文星」七十三期），用臺灣大學文學院做例子，指出高等教育的黑暗與腐敗。文章一發表，便遭到強烈而普遍的反應，有的說我快人快語、有的說我勇氣十足、有的說我譁眾取寵、有的說我大逆不道，並且，照例地，又有人說我被人指使，不過這回似乎不再是被「二百五十元收買的職業誹謗家」了，這回可能「漲價」了。

        真的，如我被「收買」，我倒真願意「漲價」，這樣年深日久，我可以積少成多，腰纏萬貫，然後學服爾泰，一面做股票生意、一面罵人。至少那時候，不會再有任何人罵你是被「收買」的了，誰再說你被「收買」，你就拋筆錢給他，叫他自瀆、叫他寫文章自打嘴巴、叫他做「文妓」——叫他歌頌你做「中國最有錢的偉大文人」或「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化老鴇」。

        「偉大文人」也好、「文化老鴇」也罷，這些至少都是二十年後的事，屬於前者或屬於後者都還不知道，先按下不表。

一位臺大文學院的老教授讀了我的文章，居然天良一閃，感慨道：「不知道文學院內幕的人，會責備李敖言過其實，但是知道文學院黑暗的人，卻反倒會埋怨李敖罵得不夠狠，保留得太多！」

        我完全同意他的話。

        沒有人知道我寫這篇惹禍文章時候的心情，當我把這篇文章寫好的時候，我笑著對自己說：「Pride Lee，你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你把你所知道的文學院的腐敗只寫出一小部分，這對你這種刻薄成性的人說來，不能不說是厚道了！但是你別高興，沒有人知道你的宅心忠厚，你千含蓄萬保留，他們還是照樣要罵你缺德、罵你造謠、罵你藐視師長！」

        果然，果然，果然不出所料。

        大人先生們亡羊補牢的辦法，有下列幾種：

        一、開會討論，商討對策。仔細查究，誰是幕後人，查究結果，幕後人姓莫，名須有。

        二、雖然明知無幕後人，但在宣傳上，還是要說李敖是受某某人或某某集團利用。

        三、研究是否開除李敖在臺大研究所的學籍，研究結果，不開除，免得事態再擴大。

        四、由人出面在臺大演說，由蟑螂談到人，主張要效法蟑螂的懶惰、守成、不進取，認為人攻擊人是一齣要不得的悲劇。

        五、由人寫指摘文字。尤其是由青年出面，鄭重宣告：「學院重地，查無貪財好色不事進取之老人，特此證明。」

        六、由人出面關說，暗示你小子見好就收，就此為止，不好再鬧下去，再鬧，有你的。

        七、宣揚李敖此舉，是跟某某人有私怨。

        八、宣揚「以人廢言」，「盜固不義，而跖非誅盜之人」，認為即使他們該批評，你李敖也沒資格批評。

        九、拈出道統：李敖是學生，他們是老師，學生怎麼可以「罵」老師？

        十、「罵」也可以，不過態度不好，用字遣詞悉屬惡劣。

        結論：真正該罵的是李敖自己，李敖是個無法無天無師長的渾小子。叫一聲：同胞呀！大家千萬不要信他的話。

        於是，驚魂甫定，遮羞完畢，有人又從麻將桌邊浮了出來，照舊打出了「白板」，做成了「清一色」，然後望望窗外，喘氣說：「嚇！這次『颱風』好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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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多天來，關於高等教育怪現狀的討論，似乎已慢慢轉化成一個重點，這個重點就是所謂「大學教授待遇菲薄論」。因為「待遇菲薄」，所以不能專心做學問、不能研究、不能發表論文、不能退休、不能新陳代謝、不能這個、不能那個，……總之，一切都沒法子，一切都得維持現狀——拖！

        這個待遇菲薄論，是一顆定心丸、一帖安魂藥、一張遮羞的簾子、一道老不長進的護符。

        在這裡我要正式拆穿：所謂待遇菲薄論，只是一種偷天換日的技巧、一種移花接木的把戲。

        我先從洪炎秋先生的文章開始。

        臺大中文系教授兼國語日報社長兼坐自用三輪車的洪炎秋先生，在我的文章發表後二十八天，寫出了「一個教授的自覺」（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副刊」），他首先宣告，在他死後，他不但要把屍體捐給「醫學院去解剖」，並且在千刀萬剮之後，還要把剩下的白骨皚皚「移交農學院當肥料」。這種粉身碎骨的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

        不過，洪炎秋先生做這一宣告的目的，除了表現這種精神以外，似乎還有一個主要的作用，那就是明示或暗示給人們：不要以為我們老不中用呵！我們死了，還會「人盡其才」呢！

        於是，這位中文系的教授，用他教授的中文，勾起讀者的惻隱之心，在淚眼汪汪之下，對教授們的叔度汪汪，自然狂投信任票了。於是，洪炎秋先生展開了他「訴諸憐憫」的宣傳術。我們看他的話：

         近兩年來，咒罵老人，成了時髦的風氣，簡直是匹夫無罪，年老其罪，……被咒罵的老人當中，尤以老一輩的大學教授，更成眾矢之的，所以我們這批被罵得一文不值的老教授，應該起來做個自覺運動，表示我們「薑桂之性，到老愈辣」，最低限度，還有勇氣拿自己的身體去供解剖、做肥料，一直到死，仍希冀有所貢獻於人群，並不是「破棺材占塚」，只會當青年人的絆腳石。


接著，他開始用「自辯」來代替「自覺」了：

      不過我們這些老一輩的教授所被檢舉的罪狀，大都很有辯解的餘地，沒有什麼極惡大罪，不能接受片面的嚴酷的缺席判決。關於個人的私事，由當事人自己去申辯，至於對於一般的指摘，我是一般中的一分子，自然要出來喊一聲：「青天大老爺，小人冤枉！」我們被指摘的，最動人的有兩點：一點是死抓棒子，不肯移交；一點是不能追隨「美國的教授們，一年到頭，忙著寫paper」。

對這兩點「動人的」指摘，他的主要辯護意旨如下：

        一、「死抓棒子，不肯移交，阻礙青年的進路，雖然也可構成罪狀，卻是情有可原的。」因為棒子代表「飯碗」，所以只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不能死前退休，蓋即使名教授董作賓先生的退休金也不過是「十一萬五千元」，「經過三兩年後，這十一萬五千元就要坐食山 崩了，將來怎麼再活下去呢？所以逼迫老年人交出棒子，等於謀財害命，還是懇求高抬貴手， 刀下留情吧。」  

　

         二、「第一回合剛剛應付過去，青年人的第二個指摘接著來了。你們既然死抓著棒子不放 ，那就得裝龍像龍、裝鳳像鳳，為什麼不去追隨『美國的教授們，一年到頭，忙著寫paper』？」 對這一點，「情有可原」的理由是美國的教授待遇好，所以，「能夠專心一意，埋頭鑽研」；中 國的教授則「不能不東奔西跑，餬其口於四方，所以大都是『救死唯恐不贍，奚暇寫paper哉？』」

  乍看起來，洪炎秋先生這兩點辯解好像合情合理，其實全是犯了邏輯上「不相干的結論」（irrelevant conclusion）。我所以說他犯了這個毛病，因為他的兩點理由，完全是針對「養老院」或「救濟院」的理由，並不是對大學裡「學院」的理由。如果我們討論的範疇是「養老院或救濟院的一面怪現狀」，那麼洪炎秋先生的兩點辯解，可以說是很好的擋箭牌。可是我要不客氣的指出：大學的「學院」，是研究的、進取的、有朝氣的「學術」之「院」，並不是「任老子婆娑風月」的「養老」之「院」或「救濟」之「院」，這是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基準。換句話說，面對一個「學院」，我們關切的和要求的，是這個「學院」的研究狀況、進取情形和是否有朝氣，……這是構成一個「學院」的標準。所以，對一個落伍的腐敗的「學院」，我們要用一個起碼的「學院」標準來檢討它，而不該用一個「養老院」或「救濟院」的標準來檢討它。這點淺顯的邏輯知識，我想，在北京大學「學院」裡出身的洪炎秋先生，是不應該忘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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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炎秋先生的文章出現後第三天，何凡先生在「棒子問題」（十一月三十日「聯合副刊」）裡，特別稱讚這種「委婉解說」的態度；又過了兩天，東海大學的梁容若教授也寫一篇「天國之路」（十二月二日「中央副刊」），也「略說一點感想」做為呼應。

        對洪炎秋先生的文章，我向來是佩服的，我在初中二年級就讀他的那本「閑人閒話」，就覺得他那一支筆，有維護真理或顛倒是非的能力。七八年前，有一次我跟幫過我大忙的臺大中文系主任臺靜農先生聊天，我就特別稱讚他們系中的洪槱（炎秋）教授，並且慶幸洪槱教授的「筆」，都是朝「維護真理」一條路上走。

        可是這一回，我覺得洪炎秋先生走錯了路了。他沒摸清什麼是「真理」，就開始「維護」起來了。所以我不得不走出來，細細批評他一番：

        洪炎秋先生的第一個錯誤是他既承認「死抓棒子」的「罪狀」、承認「不肯移交」的「罪狀」，也承認「阻礙青年進路」的「罪狀」，但是卻說這些「罪狀」是「情有可原」的、是「沒有什麼極惡大罪」的。所以要喊一聲「冤枉」。這不是很有趣的矛盾嗎？

        洪炎秋先生說「棒子」是「飯碗」，不能交，交了只剩下「十一萬五千元」，兩三年就光，「等於謀財害命」。這是很不公平的話。

        一、我已指出這是拿「養老院」或「救濟院」的標準來看「學院」。這是不對的。「學院」的重點是促進學術，教授的生活是「個人的私事」，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二、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學院」，有負擔一個教授由壯到老、由老到死的義務。

        三、世界上沒有任何老不長進的教授，可以厚顏「啃」一個「學院」，一直「啃」到死的權利。

        四、「學院」要求的是促進學術，凡是不能達成這個要求的人，一概不必再「鞠躬盡瘁」了，只要「鞠躬下臺」就行了。

        五、這種「鞠躬下臺」，是新陳代謝，並非「謀財害命」。

        六、新陳代謝是替國家學術培養生機，在這種「理」下，沒有什麼「情」可言，所以不必喊「冤」，也不必喊什麼「刀下留情」或「情有可原」，——我們不能因為「情」，就斷送了「理」，不能因為「頤養」一些老不長進的「天年」，就斷送了學術上新陳代謝的命脈！

        七、「十一萬五千元」上下的退休金，放利息每月可有兩千元，並不比現職的教授待遇少多少，並且退休的人並不是廢人，還可以「東奔西跑，餬其口於四方」。

        八、老不長進的人不退休，在「人事凍結」的緊箍咒下，新陳代謝的作用完全被勒死了。當年他們得一個碩士學位，就可以當教授；可是現在呢？一位才華卓越的青年學人得了碩士回來，只能得到一個助教名額！這位學人能當教授卻沒有機會，許多青年學人能當教授、講師或助教，也沒有機會，這種「老年人堵在前面，青年人推在外面」的現狀，豈是中國學術教育之福？

        九、青年人走投無路，可曾有老先生們替他們講一講話？他們沒有「十一萬五千元」，也沒有機會，他們是否也要「懇求高抬貴手」，有混一個「飯碗」的權利？在憲法第十五條、第一百五十二條裡，明定人民有「生存權」、「工作權」，「國家應予以適當之工作機會」，可是，青年人要問，「適當之工作機會」在那裡？他們肯研究、肯進取、有朝氣，肯為一千元就出賣自己一個月的廉價勞力，可是，老先生們為什麼不問問，像這樣的青年，失業的還有多少？「十一萬五千元」的保障，每月兩千元的利息，就要大喊「謀財害命」，試問那些沒有「十一萬五千元」，每月連一千元的職業都找不到的青年人，該怎麼活法？對這一點，老先生們為什麼裝聾作啞不說話？

        十、所以，在「學院」裡占著房子、領著薪俸、拿著實物、分著津貼的老教授們，實在沒有理由再喊「冤」、再喊「謀財害命」，因為早該屬於青年人的「財」，已被他們「謀」掉了！早該屬於青年人的「命」脈，已被他們戕「害」了。他們把「學院」變成了「養老院」和「救濟院」，還不能接受年輕人的批評，還要「委婉解說」，還要用文章、書信、演說來反擊、來詭辯，他們好意思嗎？他們的「惻隱之心」呢？「羞惡之心」呢？「是非之心」呢？他們既非漫無心肝的人，在這三種「心」中，總該有一種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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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炎秋先生的第二個錯誤是他的待遇菲薄不能研究論。對這種怪論，因為他口口聲聲呼籲「願人人都做肥料」，所以，我用一個粗淺的「肥料」的比喻來答覆他：

        比如說，一個人提著褲子上毛房，蹲在毛坑上，占著毛坑，當然要拉屎，不管是乾屎稀屎黃屎黑屎，他總該拉。他頭腦沒用處，思想已臭，但是大便有用處，並且愈臭愈好。大便可以做肥料。可是他占著毛坑，蹲在坑上，卻居然死皮賴臉，硬不拉屎。他不拉一大堆，反倒說了一大堆，推託什麼沒吃飽、鬧胃病、生痔瘡或便秘之類，其實都不能成為賴著不拉的理由，更不能以他死後樂捐屍體供作解剖或肥料的巧計，做他生前霸占毛坑自己不拉也不讓別人拉的藉口。這根本是兩碼事。詩意一點說，他死後「化做春泥更護花」的偉大，並不能抵消他生前「占著毛坑不拉屎」的罪過。

        這樣說來，裝龍的，一定要像龍；裝鳳的，一定要像鳳；蹲毛坑的，一定要拉屎；做大學教授的，怎麼能夠不研究？沒paper？光在講臺上鬼混一陣就算了事？

        何況，「待遇菲薄」的理由，洪炎秋先生自己就把自己駁倒了，他說：

      話得說回來，就在這樣的中國，仍舊很有些實行著忠臣不事二君，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成天關在研究室中工作的教授。我所服務的臺灣大學，任何一個學院，都不難找出這類的書呆子。就連被罵得狗血噴頭的文學院，一天到晚，孜孜矻矻於書齋中的，也大有人在，哲學系的陳康教授、史學系的勞榦教授、中文系的王叔岷教授等人，都是有目共賞的好例。

這不是奇事嗎？這些「書呆子」為什麼有paper呢？他們為什麼能在講課、餬口之外，還能寫paper呢？這不是證明了「待遇菲薄」並不是老不長進的護符嗎？

        十二月一日，梁實秋先生在「整頓高等教育的幾點意見」（「文星」七十四期）的後記裡，就指出：

                我們處在目前的情形之中不願有任何怨言，因為待遇最微薄的還不是教師。

        我尤願指出，待遇最微薄的，尤其不是教師中的大學教授，大學教授不但待遇不算最微薄，並且研究的環境與時間，比一般公教人員都來得多。但是試看他們有幾個在「孜孜矻矻」的努力工作？他們只是鬼混而已，無怪乎蔣勻田先生要在「如何矯正高等教育的怪狀」（「文星」七十四期）裡說：

      假使用「焚膏油以繼晷」的時間「去搓麻將」，則李敖先生所說的那些怪象，我雖不希望其有，卻不敢斷其為無了！

         十二月二日，喬齡先生在「人才之嘆」（「大華晚報」）裡也認為：

        實際上就有他（李敖）所指責的現狀存在，那就是「把持」，……今天不但某國立學府如此，政界亦復如此。

        「把持」的現象並沒什麼不得了，甚至是人之常情，不過「把持」要「把持」出個體統，不能太使人看不過去。以臺大文學院為例，至少十四年的「把持」局面總該有點明顯的改進，總該多出幾個陳康先生、勞榦先生或王叔岷先生，總該把學風的招魂幡「文史哲學報」愈出愈厚，總該培養幾個不靠色相和馬屁而當講師助教的青年學人，……可是這一切改進——起碼的改進，在沈剛伯先生的領導之下，都毫無成績可言，所以我說，沈剛伯先生不好再幹下去了！他實在應該「引咎辭職」。「引咎辭職」是一種光明磊落的態度，它表示自己幹不好，放開手，讓出機會來給別人幹，這是西方人的態度；我們中國人則不同，中國人經常是自己幹不好，也不讓別人幹，自己硬要說什麼「既往不咎」，「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過去的不算，再來一次」，硬要再表演「將功折罪」、「改過自新」，表演「非我來不可」，表演「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表演「你別急，我總有一天會拉出大便來」。這是很可怕的現象，也是很不要臉的現象。沈剛伯先生似乎不是不要臉的人，跟他一個調調的老不長進的教授們，似乎也不是不要臉的人，他們應該知道所以自處之道。為他們諸公計，我有四點意思也許可供參考：

        一、如可退休，實在可以考慮退休了，你們都是教了三四十年書的人，難道還教不出一些中年人或年輕人來接你們的手？如果教出來了，你們該「賞」給他們一點施展的機會；如果教不出來，你們該痛感你們的失敗，不好再教下去了。

        二、如果你們還是賴住不走，你們總該多多發掘一些可以有大作為的青年人，將來在你們「破棺材占塚」的時候，替你們挽救你們所留下的爛攤子，而不要在那個時候，又由一些矮人、奴才和庸才來把持。

        三、你們總該寫點paper來搶救你們的聲譽，並且發誓此後不再談「待遇菲薄不能研究論」，該知道這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話，即使國家對不起你們，你們也不該對不起青年人和學術，何況在這種困難的狀況下，國家待你們並不薄！

        四、你們應該經常向你們的領導人物學習，你們的領導人物——不愛財的沈剛伯先生，從這個月起，每月多拿「嘉新講座」六千元的補助，我想他一定會拿出研究成績給我們看看了，他一定該有paper了。十二月十五日，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代所長、我所佩服的劉世超先生，在他的「大學的師資問題」（「新時代」三卷十二期）裡，在批評「李敖君的文章」以後，曾有這樣的話：

       以臺大文學院長沈剛伯先生為例：他雖然年近七十，但他的教書，講解精審，思想通達；所兼行政工作，事務繁重。我們還可以要求他在研究方面像年輕人一樣做斬將搴旗的工作嗎？

「李敖君」的答覆是：當然要，為什麼不這樣要求呢？他在「研究方面」若不「斬將搴旗」，他還配做文學院長嗎？他的教書，「講解」是否「精審」、「思想」是否「通達」，我李敖沒選過他的課，只有天曉得；不過「行政工作，事務繁重」一點，則凡是了解文學院內部狀況的人，都知道本院院長的「行政工作」，並非「事務繁重」。所以，我們相信沈剛伯先生在教書和辦公以外、在向于右任老頭兒寫肉麻壽序以外、在武俠小說驚鴻一劍以外、在讀徐復觀先生的聯盟信和慰問信以外，一定還有餘力寫paper，寫p-a-p-e-r。就因為他有這種把握，所以不愛錢的他，才搶先接受了「嘉新講座」的每月六千元的津貼，為窮途潦倒的臺大文學院，帶來了無限的喜氣、財氣和光芒。所以說，臺大文學院中的老不長進的教授，應該經常向你們的領導人物沈剛伯先生學習，他現在拿起筆桿（和錢袋）重新做人了，你們不可不重新做人。新版「聖經」說得好：「重新做人的人有福了，因為偉大的『嘉新講座』六千元，早晚會掉在他的頭頂上。」


                                                「文星」第七十五期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





(本文錄自「教育與臉譜」一書，收於「李敖大全集」第二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