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道與是非

        我讀「列子」這部書，其中有一段話吸引了我，為了醒目，我把它排成新詩的樣子：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

                 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

                 列子曰……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三年之後——

                                   心不敢念是非，

                          口不敢言利害。

                          ——始得夫子一盼而已。

                          五年之後——

                                   心庚（更）念是非，

                          口庚言利害。

                          ——夫子始一解顏而笑。

                          七年之後——

                                   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

                          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

                          ——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九年之後——

                                   橫心之所念，

                          橫口之所言，

                          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

                          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

                          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

                          若人之為我友。

                          ——內外進矣！  

對這段話，大義理家或大考據家，自然紛紛有他們的解釋，我懶得研究他們是怎麼解釋的，我只想照我自己的意思，給它來一番「李氏新解」。 

        我的「新解」是，這段話的妙處，乃在它把一個學生的受教育的歷程，做了一番有意思的比喻。它描寫學生在老師的「春風化雨」下，對「是非」「利害」觀念的層層演變，從「不敢念是非」一變為「庚念是非」，再變「庚無是非」，最後變為不知人我的是非。而這種演變，做老師的，自然隨時從旁獎掖或示以顏色，老師看到孺子可教，遂由一盼到一笑，由一笑到「排排坐，吃果果」，最後渾然一體，師徒一致，形成了一個「學網」，在「學網」之中，他們談的只是輩分和名分，誰跟你談是非？ 

        重名分，是中國傳統的特色。子曰：「必也正名乎？」於是，在正名過程裡，師生是其中一個強而有力的名分。 

        但是，孔子似乎覺得，老是「名分至上」、「輩分第一」，似乎也不太好，至少在「仁」面前，「名分」「輩分」應該讓一讓，所以他說：「當仁不讓於師。」 

        所謂「當仁不讓」的「仁」字，大義理家和大考據家們又紛紛有他們的解釋，我認為這個仁字可以解釋做一種對「是非」的觀念，一種對「是」（真理）的固執，一種對「非」厭惡。如果這樣解釋，我認為「當仁不讓於師」一句話，實際上就是說：「在真理和是非面前，不能因為有師生的名分就馬馬虎虎。這是不能讓的，就便是老師，我們也要批評。」 

        讀過亞理士多德的「尼可馬堪倫理學」（Ethica Nicomachea）的人，都會在第一部第六章裡，看到他批評他的老師柏拉圖的話，他指出真理和師友都是親愛的，但在不可得兼的場合，他選擇真理。 

        孔子說「當仁不讓於師」的本意，就是在此。仁是真理，信奉真理的人是「不憂」的，因為真理可以使自己「內省不疚」，「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所以，信奉真理的人，才會說：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但是，問題來了，就是一旦真有一個「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的局面出現了（比方說，這個局面是一個大學的文學院），以「仁者不憂」自命的人，是不是要表現一次「是吾憂也」的氣概呢？ 

        照孔子的說法，是要表現的。因為孔子說「仁者必有勇」，仁者應該表現出「當仁不讓」的勇氣。 

但是孔子沒有想到，這種表現有實際上的困難，它不能發衍為一種使人遵行的傳統，原因很簡單——它牴觸了另外一種傳統。 

        另外一種傳統就是中國的「名分」傳統，在名分傳統底下，一個講求當仁不讓的「是非」傳統，是無法發榮滋長的。換句話說，傳統跟傳統打了架，結果呢，「師生」的名分傳統勝利，「不讓於師」的是非傳統投降。 

        這種矛盾的衝突與勝負，是這位兩千四百年前的老教育家壓根兒沒想到的，其實這該怪他自己，怪他為後人鑄造傳統的時候，竟不小心弄成了「兩統相鬥，必有一傷」的局面。 

這種局面，老教育家自己就碰到了：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從是非傳統來講，葉公那邊是對的：爸爸偷羊的「是」，做兒子的，除非說謊話，是無法「非」掉的；但從名分傳統來講，孔子顯然犧牲了是非，他主張把「是」予以「隱」掉，唯有「隱」掉，才算「直在其中矣」！ 

        這樣看來，孔子所轉引的「直道而事人」，所讚嘆的「直哉史魚」，其中所謂的「直」，並不是依靠在對「是」（真理）的固執上，而是一種對名分的屈服。屈服的結果，所謂「直道而行」云云，只不過是說著玩的，並沒要你真的拿來實行。這種「直」，只能在你心「中」去實行，不能冒冒失失的搬到羅斯福路三段來實行。 

        分析到這一步，我們才能明白孔老夫子的心眼裡的意義，才能明白「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大道理。 

        這種名分前面不論是非的做法，孔子本人便是第一個實行家。他作「春秋」，儘管稱讚「直」筆的董狐，但他自己卻不敢「直」筆。例如魯國四次弒君，他不寫；一次逐君，他不寫；一次戕於外，他不寫；狄滅衛，他不寫；晉侯傳見周天子，他改寫。……這種不肯說真話的態度，就是我們聖人的態度。這是什麼？這是「曲」筆、這是偽善、這是曲道其外，「直道其中」！ 

        寫到這裡，我們總該明白了：在中國傳統內，名分底下無真理、輩分底下無是非、師道底下無直道。唯一「當仁不讓於師」的牌子，只是能看而不能摸，更不能摘下來耍。凡是傻頭傻腦，硬將「論語」的教條拿來實行，不想「託諸空言」而要「見諸行事」的，那他一定是傻瓜，一定要被圍剿。 

﹡                                     ﹡                                  ﹡ 

        但是，信奉真理的人還是不要失望，還是要讀「論語」。 

        在「論語」中，孔子提出一個問題，他懷疑的問： 

                       觚不觚。觚哉？觚哉？  

翻成山東白話，他是說： 

觚是有六個角的酒罈呀！現在觚沒有六個角了哇！俺倒要問問：這是啥子觚呀？這是啥子 觚呀？  

這是孔子的「正名主義」。這個主義的特色是使A恰如A、Ｂ恰如Ｂ，使萬物各得其分，觚要觚、君要君、臣要臣、父要父、子要子；觚不要不觚而觚，君不要不君而君，臣不要不臣而臣，父不要不父而父，子不要不子而子；觚而不觚者，「觚哉」？君而不君者，皇帝哉？臣而不臣者，大臣哉？父而不父者，老子哉？子而不子者，小子哉？……如此類推，可得下式： 

          〔文言〕師不師。師哉？師哉？

                           生不生。生哉？生哉？    

          〔白話〕老師不像老師。這難道是老師嗎？這難道是老師嗎？

                           學生不像學生。這難道是學生嗎？這難道是學生嗎？  

這種邏輯，年羹堯把它引申出來寫成對聯： 

                   不敬先生，天誅地滅；

                   誤人子弟，男盜女娼。  

在這裡，年羹堯用爽快的意思表示了做學生的和做老師的各應遵循的尺度，凡是不遵循這個尺度的，一概剝奪他應有的名分。 

        這樣，我們又可得到一個新解釋：凡是「老師其外，誤人其中」的老師，都不能算是老師，都應該剝奪他應有的名分、應該走開。 

        凡是有這種新穎認識的人，他不會再有一種「狹義的師道迷信」，認為老師是永遠不可違背的、不可批評的。 

        章太炎是打破這種「狹義的師道迷信」的人，所以他寫了一篇「謝本師」來反抗他的老師俞樾，為了俞樾的保守。 

        周作人是打破這種「狹義的師道迷信」的人，所以他也寫了一篇「謝本師」來反抗他的老師章太炎，為了章太炎的落伍。 

        周作人的學生也是打破這種「狹義的師道迷信」的人，所以他們也寫出了一篇「謝本師」來反抗老師周作人，為了周作人跟日本人合作。 

        任何有點進化頭腦的老師，都不該為自己學生的「背叛」感到驚駭或難過，因為這種「背叛」，乃是一種對進步的督促。 

        任何有點好漢作風的學生，都不該為「背叛」自己的老師感到內疚或不安，而覺得這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梁啟超當年為了他的老師康有為的緣故，不能「背叛」，只好看別人去革命，自己做了保皇黨。可是在內心裡，他始終不痛快。所以民國成立後第六年，康有為、張勳等搞復辟，梁啟超終於「背叛」了，馬廠誓師以後，康有為恨他入骨，罵他是「賊」，感慨「鴟梟食母獍食父」、認為「逢蒙彎弓專射羿」，可是梁啟超顧不得了，在真理面前，他只好把康聖人「謝」掉。 

        任何識大體的人，都不會責備章太炎、梁啟超等人的「叛師」舉動。不但不會責備他們，反倒會肯定他們是對「師道尊嚴」的堅強的擁護者。 

        為什麼呢？因為老師對學生的最大意義是在傳授真理，就是所謂「傳道」。這種「道」，進一步跟名分、身教等揉合起來，就是所謂「師道」，也就是「經師」「人師」的同體。 

        在習慣上，所謂老師，它的最高境界是一個完整的名詞，它包括「言教」與「身教」、包括「經師」與「人師」，換句話說，除了單純的傳授知識以外（第一層次），它還要樹立人格上的楷模（第二層次）。從「童子之師」進而為「百世師」，再從「百世師」進而為「萬世師表」。 

        但事實上，這兩個層次常常不能雙軌並行，所以一千兩百年前，「師說」的作者就大聲感嘆：「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師道之不可復知矣！」 

        不過不並行也沒關係，做老師的，只把傳授知識的第一層次做了，也就差強人意了。 

        但是，當有一種情況出現——就是第一第二兩種層次都無法表現的情況出現的時候，我們便不得不說： 

                 師不師。師哉？師哉？  

我們便不得不懷疑，這種「師」的名分，是否還存在？——儘管這種「師」的芳名，還在學校的名冊裡面；儘管他們的軀殼，還在講堂黑板的前面。 

        當這種情況似乎沒有止境的延續下去的時候，當這種延續，已經形成「學網」或余光中先生所謂的「鬚幕」的時候，我們這些「壞學生」，是不是可以冒「天誅地滅」的危險，來觸一觸「網」或剪一剪「鬚」呢？ 

        我們覺得，這種觸「網」或剪「鬚」的舉動，與其說是「反叛」，不如說是對「師道尊嚴」的真正維護——沒有一個熱愛老師的學生會眼睜睜的看他的老師走進不長進的死巷！沒有一個熱愛真理與是非的學生，會坐視他的老師走上「師不師」、「誤人子弟」的絕路！ 

        所以，當有人忍不住了，終於出面「上條陳」，請老師們不要敗壞中國學風的時候，心情的沈痛是雙方面的，老師方面覺得「生不生」，學生方面也覺得「師不師」，於是，對氣量狹窄的人說來，「責善則離」的裂痕，便不難發生。 

        唯一能彌補這種裂痕的法子，是雙方都不要忘記什麼是真正的「師道」，在真正的「師道」底下，任何名分上的關係、任何「狹義的師道迷信」，都抵不住真理與是非。只有把真理與是非放在「師道」的牌位上面，這種裂痕才有了彌補的共同標準。 

        在這個標準下，學生出面批評老師，做老師的似乎不該有悻悻然的小氣派，尤其不該說：「個人的行為，你不可批評，何況，你的態度不好！」 

        有這種論斷的人，至少有兩點解釋可供參考： 

        一、如果只就傳授知識的第一層次（「言教」、「經師」）而言，老師個人的行為的確不該批評；但是若從立身楷模的第二層次（「身教」、「人師」）而言，個人的行為會對學生有重大的影響。所以，除非老師小看自己，除非學生小看老師，這種對個人行為的批評，是可以的。何況，這兩個層次有時候是分不開的，即以孔子見南子一事為例，「子路不悅」的，豈不是由第二層次懷疑到第一層次？如果孔子當時有女弟子，對女弟子多給分數或「其他」，我想，不得好死的子路也許會再來一次「不悅」罷？由此可證，子路對他老師的「不悅」，又從而坦坦白白的表示他的「不悅」，真不愧是「聖人之徒」的作風，真不愧是對孔子最大的尊敬，因為在子路眼中，孔子不是一個個人行為見不得陽光的「童子之師」，而是堂堂正正的曲阜大學教授。 

        二、關於學生批評老師的態度問題，這和教育制度有很大的關係。古代的學生不參加「惡性補習」，也不參加「聯合招生」，他們有「選師」「擇師」的權利，所以他們會表演「杖策騎驢」「擔囊負笈」的故事，也會表演「程門立雪」「立廟藏衣」的禮節；做老師的，很像幼稚園的老師，一切課程都包辦，從來沒有什麼faculty，所以學生有任何不滿，逕行表現「不悅」可也，並不需要訴諸輿論。可是現在不同了，現在的老師們已經形成集團或派系，年深日久，他們的表現也不太能有獨來獨往特立獨行的偉大風範，他們愈來愈你像我、我也像你，對學生說來，他們只是「大同小異」，只是「此非吾『師』也！何其聲之似我也！」 

        這時候，學生出來表現批評，批評的重點當然是老師的「團體」，是faculty，不是「個人」。偶爾涉及到「個人」，也是認為這個「個人」可以代表「團體」，代表領導群倫的階層，值得請來做活證與抽樣。所以，毋寧如太戈爾所說，「個人」是好的，「團體」是不好的。老師「個人」也許不願老不爭氣，但是他一看到這是一個適合老不爭氣的「團體」，於是他也就心安理得。既然這樣，在「白沙在泥」或「扶同誤國」的譏笑下，他也就無法保持「完璧」了。 

        老師團體既然成為被批評的對象，批評方式的表現自然也就因人而異，寬猛有別。由於批評是自「下」向「上」發射，所以很像御史對皇帝的諫諍，且皇帝與老師，又同是「天地君親師」中的主角，故放在一塊兒來說，也許更適當： 

        自古御史對皇帝的諫諍，最值得稱道的表現是「犯顏而諫」，最有勇氣的表現是「敢於」犯顏而諫。「犯顏」者，不管你高興不高興，我要抓破臉皮請你「自我修理」也。提到「修理」，任何人都知道是「上」對「下」的玩意兒，是當權派對在野派尋開心的法門兒。在「上」者對在「下」者不滿意，他可以乾乾脆脆，「責付廷尉」或「鳴鼓而攻之」。可是在「二子」（臣子、弟子）方面，他們若想表現對「上」的不滿，除了造反以外，只好走涕泗橫流慷慨陳辭的恭請「自我修理」的路。但是，此路表面甚光，實際卻不容易走，一走不好，就要被半道裡的程咬金出來咬住，在你腦袋瓜子上扣上「忠貞有問題」或「不敬先生，天誅地滅」的大帽子，如此，不但前功盡棄、「冠」蓋天庭，你的生平事蹟也要宣付資料館立傳，一輩子翻身不得了！ 

        但是，偏偏有一些傻瓜，他們偏偏要做鐵面御史、偏偏要犯顏直諫，不計一切後果。有這種氣概的人，其「態度」之不好，必矣！所以歷史上，常常有脾氣極壞的御史，天天在皇帝鼻子前面指名叫罵，罵得「寡人」德薄能鮮、羞愧難當。周昌、汲黯、朱雲、辛毗、魏徵、李絳、石介、魏驀、林俊、馮恩，……這些壞脾氣的傢伙，最愛表演「當車」、「扣馬」、「引裾」、「折檻」、「面折」、「廷爭」等等把戲，使被批評者一方面警惕頭疼，一方面要「自我修理」。 

        這個大臣批評皇帝的傳統，是中國的一個好傳統。這個傳統，大體上，已經移交給監察委員，由監察委員們延續他們的壞脾氣，所以，可以這麼說：做為一個監察委員，脾氣愈壞愈可愛，脾氣愈好愈糟糕。目前的陶百川先生、黃寶實先生，……他們都是脾氣欠佳的人，所以，監察院還是可以勉強「迎風戶半開」，不必關門。 

        至於另外一個傳統——學生批評老師的傳統，自從子路「不悅」以後，似乎跟著就及身而絕。兩千四百年來，至少我個人，看不到學生對老師有超過「不悅」的強烈表示。直到晚清以降，才算有大逆不道者出來，一一表演「謝本師」，表演「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這種表演，前程如何，未可逆料，當然它的結果會犯眾怒，會鬧到老者既不安，少者又不懷，為之函牘交加，棍石俱下，這種反應，凡是了解「狹義的師道迷信」的人，都會會心而笑。 

﹡                                       ﹡                                  ﹡ 

        這篇文章既然用列子的話來開頭，用孔子的話來撐腰，所以，最好用老子的話來收尾。我們李家老子說得好： 

當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非常可能的，我笨拙的做了一件「代司殺者殺」的傻事，批評了一些似乎不必由我出面批評的怪現狀，可嘆我竟如此做了。如今我兩手流血，竟嘵嘵然還談什麼「師道與是非」，我想，硜硜自守的聖人之徒，一定要笑我了。 

「文星」第七十四期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日

 

 

(本文錄自「教育與臉譜」一書，收於「李敖大全集」第二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