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局不可輕易悲觀


我在七月一日寫「中國大局不可感情用事」，提到自從這次天安門事件以來，從台灣到海外、到大陸，眼之所見、耳之所聞，幾乎每個人都感情澎湃、氣憤填膺。台灣這邊，集這種反應之大成。項目眾多，一應俱全。在台灣以外，在海外、在大陸，一波波感性的畫面與聲音也此起彼落。總括的感覺是，我認為大家都過於感情用事了。

我又提到:在這次天安門事件以後，我最看不慣的一種論調，是說這回總算認清了中共真面目了，是說鄧小平十年改革毀於一旦了，是說中共的開明、進步的形象再也無人相信了。……我認為，今天這樣含淚悲觀的人，其實都是昨天盲目樂觀的人。試問為了保護政權，那一國又不開槍開坦克?一九三二年在美國、一九五三年在德國、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七O年又在美國。……文明國家皆知此也，何況野蠻的中國?今日輕易悲觀的人，是不明白人類翻臉護權的凶殘，又何國無之?又如為了鞏固統治，中共又那一年不死人了?一九五O年的鎮反與土改、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一九五五年的肅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一九六四年的四清、一九六六年的文革、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門。……從「千萬人頭落地」，到死個三五百人，在當權者眼中，死人又算什麼?今日輕易悲觀的人，是不明白中共翻臉奪權的大開殺戒，又何年無之?如果對中共過去紀錄一無所知的人，則不足以語中共；如果對中共過去紀錄略有所知的人，則對四十年來死人五千萬能無動於衷、卻對今年死人五千一萬哭哭啼啼，試問這種人道標準，豈不太奇怪了麼?問題出在那兒?問題出在人們輕易對中共樂觀，一朝有變，又輕易對中共悲觀。這種樂觀也好、悲觀也罷，都是要不得的感情用事。人們肯定鄧小平的十年改革，但是樂觀得忘了他們在改革中的包袱和不安，以為經濟之後其他可以一蹴可幾，甚至忘了他們是共產黨，這就太樂觀了。相對的，鄧小平這次翻了一次臉，人們就萬念俱灰，悲觀起來，這也大可不必。

我的文章發表後，七月十九日，收到王尚勤從美國寄來的七月一至五日華僑日報剪報，上有唐德剛的長文——「以君子始、以小人終的『鄧小平變法』」，全文主題，恰恰就犯了我七月一日文章所指摘的毛病。只是唐德剛是歷史家，犯的毛病，也就更細膩.更學術化了而已。唐德剛是我敬佩的朋友，我們兩老無猜，交情很好。我這樣指摘他，他絕不見怪，一來他愛真理，二來他愛朋友，如今我兩者兼具，他雙愛之下，又何怪之有?

唐德剛說他在鄧小平變法之初，肯定鄧小平「將來在歷史上的地位可能在袁、蔣、毛之上」。可是：「我們搞歷史的，再也沒有想到，十年前的鄧小平，在十年後竟搞出這個下場!擲筆嗟嘆，夫復何言。」

他說：「國民黨和蔣中正先生對當年抗戰是有不世之功的——也是個『以君子始』罷。」可是，抗戰勝利後「一場『劫收』下來」，「三年前的『民族英雄』蔣委員長，不旋踵就變成『封建反動的總頭頭』、『第一號戰犯』的『蔣光頭』了。結果『以小人終』。」「今日的共產黨呢?歷史又重演了！」「蔣、鄧二公不同之處，是蔣只敢用水龍澆淋學生，或鬼鬼祟祟的在宿舍裏偷偷捉人：鄧某氣魄大，就用起機槍、坦克，殺人不眨眼了。蔣介石娘娘腔，殺一兩個學生工人，自己就發抖了。」

唐德剛全文中，諸如此類的論點還有很多，我無法多引。我的讀後感是，做為一個像唐德剛那樣才華畢露的歷史家，我認為他對鄧小平的史識，似乎不該因這次天安門事件而有那麼懸殊的、兩極的論斷。今天對中國大局的輕易悲觀，其不當，正和昨天對中國大局的輕易樂觀相等，這種忽熱忽冷的反應，凡夫俗子可以這樣表現，而像唐德剛這樣舊學邃密、新知深沈、洋務通達的優秀知識分子，就不該這樣感情用事了。

唐德剛在對比方面，也因感情用事疏於檢點。他寫蔣介石對學生工人的態度，也與史實不符。試問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各地學生和南京學生向蔣介石要求抗日時，在南京珍珠橋畔，蔣介石一聲令下，當場打得非死即傷的一百三十多名學生，是「娘娘腔」的「水龍」傑作嗎?至於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大殺工人的場面，更是「殺人如草不聞聲」了。當然，蔣介石當時沒開出坦克，因為他那時沒有坦克，如果有，他會讓鄧小平耍狠於後嗎?可見認為蔣介石「娘娘腔」的唐老哥，自己才「娘娘腔」呢!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