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利益與家庭利益
——李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週年國慶撰文——
文/李敖
領導人須使小市民諒解﹐對國家有利﹐即對家庭有利﹐並應力爭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二十八年前﹐在讀物管制的國民黨偽政府黑獄中﹐我有幸看到一本《讀者文摘》﹐書中一個故事﹐吸引了我。故事寫廣州的一對青年情侶﹐覺得他們在祖國的生活太苦了﹑太不自由了﹐一起朝香港用游泳方法偷渡。游到半途﹐男的淹死了﹐女的卻以無比的毅力與深情﹐拖著男的死屍﹐終於游到香港﹐她在香港海灘上對著情人的死屍說﹕我們成功了﹐我們死也要死在我們嚮往的地方﹗
做為普普通通的小市民﹑做為匹夫匹婦﹐這對情侶沒有甚麼錯﹕我們管不了甚麼國家大事﹐但我們要選擇不再過太苦了﹑太不自由的生活﹐祖國再見了﹐我們走了。
小市民沒有甚麼錯﹐與小市民相對的國家領導人錯了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年國慶前夜﹐我提出這種問題﹐並且提出答案。
鴉片戰爭一百六十年來﹐中國人遭遇了兩大挑戰﹐一個是如何避免挨打﹐一個是如何避免挨餓。如何避免挨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成功的做到了﹐雖然付出了「千萬人頭落地」的代價﹐雖然付出了慘烈的犧牲和鉅大的錯誤﹐但在最後﹐終於做到了沒有帝國主義敢打中國了﹐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這種成就﹐一般小市民未必感覺得很清醒﹐這是由於小市民和領導人對利益的理解層次不同﹐小市民關心的重點是家庭利益﹐領導人關心的重點是國家利益﹐至少在挨打的局面下﹐國家利益要比家庭利益優先﹐這也就是陳毅元帥在日本人奚落中國人窮得沒褲子穿還要搞核子彈的時候﹐發出「寧要核子﹐不要褲子」豪語的緣故。
但是﹐有多少沒有褲子穿的小市民﹐能夠體諒這種豪語呢﹖
美國林肯總統的國務卿施沃德（ William H.Seward）﹐在林肯死後約翰遜總統任內續任國務卿時﹐買下了俄國出售的阿拉斯加﹐耗資七百二十萬美金﹐在一百三十二年以前﹐那是筆大錢﹐買下以後﹐舉國譁然﹐大罵這是「施沃德的蠢事」（ Seward's Folly）。但是﹐幾十年後﹐這一百五十三萬零七百平方公里的「冰天雪地」帶給美國的利益（尤其是國防安全上的利益）﹐真可謂「民到於今受其賜」了。如今施沃德被「平反」了﹐事實證明瞭領導人真有眼光﹐可是當年卻被罵得臭死﹐小市民能夠體諒真正偉大的政治家嗎﹖
小市民很難體諒為甚麼要買阿拉斯加﹐一如小市民很難體諒為甚麼要「一胎化」。做為匹夫匹婦﹐我們要的是生男育女﹐是多子多孫﹐誰要甚麼「一胎」﹖但是﹐小市民能夠清楚知道不控制中國人口成長的恐怖後果嗎﹖毛澤東一個「人多好辦事」的錯誤政策﹐害死了多少生靈﹖面對誕生的快樂就要面臨餓死的痛苦﹐非洲人的畫面﹐我們中國人要重演嗎﹖
愛爾蘭作家喬治穆爾（ George Moore）在《折枝》（ The Bending
of the Bough）一劇中說﹕「國家與家庭永遠是作戰的。」（ The State
and the family are for ever at war.）一語道出了國家利益與家庭利益的衝突﹐也就是國家領導人與一般小市民著眼點的衝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年來﹐這種衝突一直存在。
如今﹐五十年過去了﹐展望未來﹐領導人在成功的做到使中國避免挨打以後﹐如何做到避免挨餓（積極的說法是民生樂利﹑舉國繁榮）﹐已是首要的問題﹐解決問題有很多面﹐其中一面是如何達到小市民與領導人的諒解。
美國艾森豪總統挖通用公司董事長威爾森（ Charles E.Wilson）做國防部長時﹐任命案送到參議院﹐參議員堅持他拋售他在通用的股票。威爾森為免招瓜田李下之嫌﹐說可以。不料參議員追問他﹐如果做了國防部長﹐設計國防工業的時候﹐碰到不利於通用公司的情況﹐他將怎麼辦﹖威爾森火了﹐他說﹕「對國家有利的﹐都對通用公司有利﹔反過來說也一樣。」（ What's good for the country is good for General Motors, and
vice versa.）
威爾森這種博大觀點﹐就是領導人與小市民取得諒解的最好示範。領導人有責任使小市民諒解到「與國同休慼」﹐諒解到對國家有利的就對家庭有利﹐反之亦然。當然這是高難度的作業﹐但國家領導人必須正視它﹑面對它﹐並且要認清不再是過去的教條語言所能收效﹐吃飽肚子的小市民聰明瞭﹐會要求更多的東西﹐國家領導人已在百尺竿頭﹐他們必須更進一步。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年﹐要用展望未來的前瞻方式來慶祝﹔中國人終會得到國家利益與家庭利益的諒解﹐中國人死也要死在我們嚮往的地方﹐而那個地方啊﹐就是中國。
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國台灣寫。
李敖﹐作家﹐新黨總統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