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台灣的主張」

                                                                            李敖╱作家（台北市）
                                                               本文轉錄自聯合報 (1999/5/21)

        李登輝「台灣的主張」出版，書中「對中國文化的省思」一節
裡，自謂「當時才二十幾歲的我，也曾經詳加研讀這些書」。所謂
「這些書」，原來只有四種，即胡適的「名教」、「魯迅的阿Q正
傳」、郭沫若的「十批判書」與「青銅時代」。不過，一九二八年
胡適發表「名教」時，李登輝只有五歲，縱使是神童，似乎也難讀
得懂，若說「二十幾歲後」才讀，也很可疑，因為「名教」並沒成
為專書。不過，一個人有本領找到一二十年前的「新月雜誌」，從
中找到這篇「名教」來讀，自當別論。至於郭沫若的「青銅時代」
，乃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重慶文治出版社出版、「十批判書」
乃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重慶群益出版社出版，已是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投降前後，在日本軍中做帝國陸軍少尉的李登輝，恐怕難以讀
到。換句話說，「二十幾歲」的李登輝，似無在日本看得到敵國大
後方重慶這類出版品的可能。若說是在台大農經系時看到，也令人
雖以置信，因為「青銅時代」、「十批判書」是研究中國古代史的
專書，一般歷史系的都難於卒讀，農經系的越界前來，恐怕讀不太
懂吧？何況當時中文並不在行的。不過，神童例外，綜合印象是：
李登輝只讀以上四種，就在書中「省思」貶抑起「中國文化」來，
未免太離譜了。

        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一節裡，李登輝又自謂：「
我開始研讀三民主義是在唸高等學校的時候。當時日本的『改造社
』曾翻譯『三民主義』，所以，我與三民主義的接觸，是從日文版
開始。而蔣介石總統所著的『中國之命運』，也曾翻譯成日文出版
。這些書籍我在戰前都已經讀過。」查日本「改造文庫」有金井寬
三翻譯的「三民主義」時間是眧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出版後十二
年李登輝進高等學校，自謂讀過「三民主義」日譯本，似有可能，
但他既定時在「戰前都已讀過」，則與事實不符，因為根據書中「
李登輝先生年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一時，乃在他
「考入台北高等學校」之前，又何能「在戰前都已讀過」？至於讀
過「中國之命連」更是疑雲重重。「中國之命運」出版在一九四三
年，已是戰爭期中，何能「在戰前都已經讀過」？一一還沒出版呢
，怎麼讀過？至於日譯本，由波多野乾一譯出，由日本評論社出版
，已是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年的事，戰爭早已結束了，又何能
「在戰前一讀過？綜合印象是：李登輝根本不可能如他所說，「以
一個高校生的角度來研讀這些書籍」，尤其不可能在「戰前」，除
非「大日本帝國」為他推遲發動「太平洋戰爭」。

        在同一節中李登輝又寫道：「『中華民國憲法』，前文明載「
依據國父孫中山先生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
寧，增進人民褔利，制定本憲法。』」奇怪的是，該憲法原文明明
是「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身為「中華民國總統」
的李登輝竟把「創立中華民國」六字刪去，不知何故，「中華民國
總統」竟對憲法條文這樣生疏麼？

        此外，書中附錄一「回首來時路」中說李登輝一九六九年被捕
時，來的是「四、五個穿著制服的憲兵」的「警總人員」，這種陳
述，我們真政治犯和「警總人員」都會笑起來，因為「警總人員一
抓人時都穿便衣，即使抓現役中將吳石那次，都派的不是「穿著制
服的憲兵」，李登輝何德何能、又非軍人，竟被這樣憲兵伺候？冒
充政治受難者，也不能這樣離譜啊！何況，依據「國家安全局」印
「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第一八六頁到一九０頁
，我們可以看到「匪台灣省工委會台大法學院支部葉城松等叛亂案
」，這個案子，共有葉城松（三十一歲）、張璧坤（三十歲）、胡
滄霖（三十一歲）、賴正亮（三十一歲）、吳玉成（二十六歲）五
人判死刑，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被槍決。而在「案情摘要」
中，第一段赫然就是「葉城松於卅六年十月間，由奸匪李登輝介紹
參加匪幫，受楊匪廷椅領導，擔任台大法學院支部書記。」可見「
奸匪李登輝」逍遙法外，事出有因。因為同案中，除五人死刑外，
蔡耀景（三十五歲）判無期，李顯章（三十八歲）、鍾茂春（三十
四歲）、池仁致（三十三歲）、李顯玉（二十八歲）、王新德（二
十一歲）、黃其德（六十歲）六人判十年，黃頂（四十一歲）判七
年，黃青松（二十七歲）判五年，吳長流（六十四歲）判二年。但
原始介紹人「奸匪李登輝」，卻未聞有法辦之事。他占了便宜還賣
乖，今天還冒充政治受難者，真太離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