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想起四十五年前，我就坐在那個角落參加台大的新生訓練
，由於那時我們是聯合招生的第一屆，所以當時填表時是每一系都填
，不管是考取那一系我們都會很高興。記得那時有一個系叫法律專修
科，我當然也填了，結果放榜時我就考取了法律專修科。直到在法學
院上課的第一年我才搞清楚，原來法律專修科只唸三年，得不到學士
學位，可是錄取標準卻超過師範大學，師範大學可以戴方帽子，可是
台大法律專修科卻不能戴方帽子，當時因為考試差了三分而被分到這
一科，覺得被騙了，所以我們就去鬧，追究是誰創辦了這一科？原來
是李元簇的丈人，當時的司法行政部次長，因為他說要推動法律教育
就成立了這一科，在我們的抗議後，他們才同意改制成為今日台灣大
學法律系的司法組，大家可從此知道我是法律系司法組老資格的人。
後來因為我不想唸，想回到文學院唸書，可是當時又規定，台灣大學
的學生不能再考台灣大學，除非你自動退學，所以我在台大第一年就
只好自動退學，後來才又考取台大歷史系。
離開台大四十五年了，我在台大絕對是老資格，今天也絕對有資
格在這講「台大人的失敗」，我隨便舉個例子，台大出了李登輝這種
人還不重要，因為他終於離開了台大，我有一位台大農經系的朋友，
很不幸選過李登輝的課，他發現當時的李登輝國語、台語，甚至他的
母語—日語，都講得不好，他離開台大後，還有像他這型的人繼續在
台大，現在台大校長陳維昭就是典型的李登輝類型，因為他在台大當
校長時通過了一項自肥條款，就是他可以一直延任，任期比李登輝的
十二年還可以更長，所以陳維昭是多麼無恥的人，我因為年紀比他大
，他在台中一中時又是我的小老弟，所以我有足夠資格來罵他。
台大人應有的反叛性格
做為台大人就應該有一種反叛性格，今天我在此現身說法，為大家示範什麼叫做反叛性格，好比說我自己自動退學考台大文學院，當時是冒很大的險，因為若考不取就要立刻當兵，當兵是很恐怖的事，台大有很多人逃避兵役，像是和我同屆的李遠哲就是逃避兵役沒當兵。我在台中一中高三沒唸就跑掉了，所以我中學沒畢業，我是用同等學歷身份考取台大，台大一年級沒唸完又跑掉了，後來在考研究所口試時，有一個奇怪現象，當時文學院院長沈剛伯坐在中間，其他老教授坐在旁邊，大家竟然你看我我看你，沒有人敢問我問題，後來沈剛伯忍不住問了我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考取研究所後，是否繼續穿著長袍？我當時回答「會繼續穿」，大家可以想像我那時候的惡勢力。後來，在唸研究所時，我還寫文章罵台大校長、文學院院長和文學院中文系、歷史系、外文系、考古系等教授與系主任，罵了讓自己都不太好意思，我的性格是喜歡罵人，但罵了人後就不喜歡見到被我罵的那個人，因為我比較慈祥，後來我研究所沒唸完就跑掉了。我三次休學紀錄，証明我只要對自己的處境不滿意，就會在反擊後再脫離這個環境。
我舉例來說為何台大人失敗？在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五四運動，那時是大學生站出來第一線對抗壞政府，帶著一些官僚、政客跟著他們走，八十年後的今天台灣，大學生站在第二線，被政客帶著走，並且還認為這些政客的思想新，這些政客是好的，而追隨他們走，今天的台大學生就是這樣，你們站在政客背後表示同意、認同時，應該要反省為何會變成這樣。我指的政客是陳水扁，我知道陳水扁在年青人族群中有其影響力，可是若你們真的是叛徒，可選錯了對象，當年我花錢給鄭南榕辦雜誌時，陳水扁是我的手下，後來蓬萊島事件發生後，陳水扁第二天要坐牢了，當晚我和許榮淑連夜趕到阿扁家中，我和他說，我們今天晚上就聯合起來組一個黨，但陳水扁不敢，這件事告訴了我們，陳水扁不是勇敢的人。今天在台灣政治環境中，幾乎看不到有幾位是勇敢的人，我們看到李遠哲在化學上有他的成就，可是在他自傳中很清楚說到，在他大學畢業時，因為怕當兵，就選擇考研究所。而在研究所時，還有一位老師幫李遠哲等八位同學寫報告給當時國防部長俞大維，叫俞大維騙蔣介石說這八位學生可以製造原子彈，蔣介石聽完就同意他們八位不用當兵了，當然他們到現在都沒當兵，而原子彈連個影子也沒有了。我告訴大家，台灣已很少有勇敢的人，勇敢的人就站在你們面前。
要用智慧來「佔便宜」
我覺得現在也沒有有智慧的人，因為我們容易把錯誤的事當成對的事，我們對政治人物（尤其是從台大畢業的）一講話，就認為代表了台灣人的骨氣，如李登輝前一陣子高喊的兩國論，大家覺得很爽，認為兩國論代表了台灣人的尊嚴和一個獨立的國家。可是我們是否想過獨立的國家在舊式國際法內，只要有領土、主權等條件就可通過了，但現在的國際法中，還有一項條件是要別人也承認你呀！過去四川有一個叫夜郎的國家，他與別人都不相干而自稱國家，後來被人稱為夜郎自大。
現在國家的條件得要別人也承認你是一個國家。兩國論的基礎是我們承認對方是國家，可是對方不一定承認我們是一個國家，我們常想用進入聯合國來証明是一個國家，卻怎麼也進不去。可是還有一位叫呂秀蓮的，整天說我們要進聯合國，大家難道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內有否決權，還有人說可用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其實我們根本就在聯合國中，大家知不知道？在一九七一年我們在聯合國被趕出來時，是蔣介石的政權被趕出來，台灣屬於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權利整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接收了，所以儘管其接收了權利，但在聯合國內仍涵蓋了台灣，所以在法律上台灣還是在聯合國內。
現在世界上的大國都不承認我們是國家，我們就只好花錢買了二十八個國家來承認我們，但這二十八個國家加在一起，只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一點五，生產毛額也只占百分之一，請問只有這些國家承認我們，好意思嗎？所以我們要認清事實，要反省我們所處的環境。真正的尊嚴是要靠大家努力爭取來的，今天的作法不是得到尊嚴，而是受屈辱。今天大陸的人口數眾多，還有尖端的武器，我們打不過他們，但可以用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我希望能在談判過程中佔到便宜，有人會說台灣小大陸大，談判時怎麼能佔到便宜？這是錯的，過去國民黨和共產黨對峙時，那時勢力很小的共產黨，在二次談判中也都佔到了便宜。今天兩岸問題該怎麼談？舉例來說，如果是我代表台灣去談判，我會向他們說你們的國旗換掉好不好，你們的五星旗很像蘇聯的國旗，也很像蘇聯附屬國的國旗，如果他們還不願意換，我會請他們說明旗上五顆星的意義，因為他們旗上的大星星代表的是中國共產黨，四顆小星星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人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而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公布五星旗後，在二年內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消滅了，所以談判時我會請江澤民講解他的國旗給我聽，他一定會講不下去，因為他碰到了我這位歷史學家，到時我會推薦他們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並向他們說，這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共產黨在抵抗日本、與國民黨合作時也曾拿過十三年，你們可以再繼續拿這個旗子。又譬如說，台灣有困難也可請他們解決，如在蘭嶼有一堆核子廢料無處放，我會跟大陸說，你們土地那麼大，所謂青海青，黃河黃，新疆也比台灣大三十七倍，請你挖個坑幫我們把廢料埋起來，相信大陸會同意的。我們要用我們的智慧、知識、歷史和談判技巧，在談判過程中佔便宜。
今天我談到「一國兩制」，有人說這是共匪的話，說這是為匪宣傳，我想請問「一國兩制」有何不好？若一國兩制不好，那請問一國一制，就是共產主義，你要不要選？我所謂的一國兩制是尊重我們的制度，兩方在五十年內制度不變互相比賽，看誰先垮掉。
美國一位政治家巴魯克曾講過一個故事，就是一位死刑犯要被皇帝砍頭時，向皇帝討價還價，他要求晚一年再砍他的頭，皇帝問他用什麼條件交換，死刑犯說可以讓皇帝喜歡的那匹馬飛起來，皇帝於是同意了他的要求，後來死刑犯的朋友問他真能使馬飛起來嗎？死刑犯說當然不能，他告訴朋友說，你知道在一年的時間中會有多少變化？這一年內皇帝可能死了，我就不會被砍頭，也可能我死了，到時砍頭也白砍，要不就是馬真的飛起來了。我的意思就是利用五十年的時間，這期間會有多少的意外誰也不知道，只要能把中國共產黨拖垮，何必現在一定要和他敵對？我們現在的煩惱，就是失敗的台大人李登輝惹起來的。
救災責任應歸於政府
除了上述外，我們還有觀念上的失敗，看到前天李登輝在記者會中宣稱，半個月來民間震災捐款達五十億，算起來平均一日捐款只達四、五億，想想李登輝給科索沃的三億美元（約新台幣九十六億），我們民間得要捐約二十日才有這種數目；其實真正的救災責任和力量不在人民，而是在政府。今天李遠哲出面要統合管理民間捐款，這是脫離體制的做法，絕不能如此做，因為還有很多優秀的立法委員可以監督政府的花錢方法，若交在李遠哲手裡成為民間團體，我們就更無法監督了。
李遠哲與我在唸台大時同屆，我唸的是歷史系，他唸的是熱門的化工系，當時他不想唸化工，想唸化學，就轉到非熱門的化學系（許多人畢業後當化學老師），當時他根本沒想到會得到諾貝爾獎。當他得獎後接受雜誌訪問時，李遠哲講了一個故事，他說當時我們這些人有一點社會主義思想（共產主義），在小時候看了一本名為「開明少年」的書，裡頭有一篇文章叫「藍色的毛毯」影響了他的一生，至於是什麼意思，李遠哲也不願意講。當我看完這篇報導後，我就重新拿出這本書來複習這篇文章，「藍色的毛毯」文章中是描述一位曾擁有一塊藍色毛毯的俄國農夫，有一日這塊毛毯被地主惡霸給搶走了，因為打不過他們，他就跑到山上去，直到俄國革命成功，共產黨當家作主將地主惡霸打倒後，這塊毛毯才又重回這位可憐農夫的手中，農夫當時抱住毛毯時哭泣了，他哭泣有二個原因，一個是毛毯終於回來了，地主惡霸也被打倒了；另一個原因是在與地主惡霸鬥爭過程中，這位農夫是一位逃兵沒參加對抗，他覺得很慚愧。李遠哲談到這篇文章時有一種心態，就是雖然他現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化學家，還得到諾貝爾化學獎，但在整個台灣自由、民主化的打拚過程中，他是一位逃兵，且加入了美國籍，所以他回台灣，是希望能有一點補償。但他忘記他是一位專精的化學家，很多事他並不能做的，如複雜的教育改革工作，是需要教育家來做的，他卻搞一個教育改革研究會，找了一堆書呆子，花了幾千萬，搞了許多報告，卻沒有一條能實行的；現在他又要來統合救災資源，救災是要逼政府來做的，他應該要專心做學術研究工作，今天整個資源被李遠哲糊塗的處理，我忍不住要說這是台大人的失敗。
大學生辦別能力的不足
我們必須要覺悟，因為整個年輕朋友們都被騙了，你覺得年輕人有反叛性格，覺得我是台大高材生的反叛，可是你們舉手投足給人的印象，完全是在別人的思想形勢籠罩中，你們的審美眼光都被污染了。今天你們欣賞的陳水扁扁帽，就是京戲裡面店小二戴的帽子，那麼醜的帽子，大家爭著當美麗帽子來戴；從這個問題發現，今天大學生不會辨別善惡、真假、美醜、勇敢和膽怯。
台大學生出了問題，可以先從思想來解放自己，解放思想可以多看些書，但不是要你們看瓊瑤、三毛的書，看他們的書會使你的思想變得更糟糕，因為本來男歡女愛快樂的事，看了瓊瑤的書後會覺得愛情非常不快樂，都是些鼻涕和眼淚，這是錯誤的愛情觀。什麼是好的愛情觀？我常舉「甜蜜的十一月」故事為例，故事中一位女子得了不治之症，她想要死在男友懷裡，可是又不知道在那個月會死，她就每個月找一位男友陪她，在十一月時，排到一位很帥的男子（長得像馬英九），兩人在一起過得好快樂，但到了十一月三十號時，女孩開始悶悶不樂，男友問她為何不高興時，她說明天日曆一撕就是十二月一日，我們兩人就要分開了，男子說不會的，不信妳把日曆撕撕看，女孩把日曆撕下時發現還是十一月三十日，連撕好幾張後都是十一月三十日，原來男友偷偷印了一本每天都是十一月三十日的日曆，並說是為了讓愛情永留，讓時光常駐，女孩一聽就立刻抱住男友哭了起來，第二天一早，十二月的男友前來敲門報到，門一打開，一位矮矮的男子（長得像許水德）站在那，若你是那位女孩，一定會緊抱十一月的男友不放，但你錯了，因為真正的愛情，一定要以現實為準，才能永遠保持甜蜜回憶，所以這個女孩向十一月男友說再見了。把愛情演成喜劇，是要有很好的智慧，但你們都被污染了，怎麼會有這種智慧？怎麼辦呢？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看我李敖的書（全場鼓掌大笑）。
多用具體取代抽象文字
你們不僅辨別真假、善惡、美醜、勇敢和膽怯的能力消失了，甚至連辨別一個文字的高下能力都發生問題，今天有人在搧動你們，說我們要提倡本土語言，不要講國語、普通話；台灣的國語已經很本土了，不信到北京去，你講的國語別人一聽就知道你是從台灣來的，我們的國語已經不是北京話了。今天你們的國語很爛、國文很菜，不能怪你們，因為你們在中學國文唸的第一課就是蔣中正寫的文章，後來是蔣經國寫的文章，怎麼會有好的國文？你們老是用抽象文字，那能寫好文章呢？所以要聽我的建議，學會用具體來代表抽象，能學會這種表達方法，就是好的文字表達者；舉例來說，「老頭子」和「女孩子」都太抽象了，如果說用「白髮」代表老頭子、「紅顏」代表女孩子就接近了，能用較多的具體代替抽象，就能表達的愈好，學到愈好的語言。
什麼事情都要多用思考和頭腦，最有機會用頭腦的學校就是台大，很可惜台大在我離開後一直被污染至今，你們看到的很多是假貨，如經濟系的陳師孟，過去靠國民黨力量進來教書，後來和國民黨搞翻加入了民進黨，然後又開始搞學生運動，在學生運動中被人打一棒後哭了起來，因為他是一位軟弱者。今天看起來是站在第一線的知識份子，在我看來還不夠看，因為他們是弱者和騙子，而你們這些青年朋友沒有辨別能力，反而會覺得他們好。
記得陳水扁在競選台北市長時，他承諾當選後要將李登輝佔用的巷道要回來，可是當選後不但沒要回來，還讓他合法化；國民黨中央大樓也是一樣，選舉時說不會讓它通過使用，結果通過的還是陳水扁；陳水扁拆蔣緯國的房子，但他自己家中也有違建卻不拆，還說是小的違建，按照市府單行法規可以慢慢拆，我在此要問學法律的陳水扁，按照中央法規標準法，憲法的位階高於法律，法律的位階高於辦法，台北市府的法規是辦法，是不能抵抗法律中建築法規的拆除違建規定，不論是大違建、小違建都應該要拆。今天大家尊敬這種人，有一天會覺得上當了，那時你們就會流著眼淚讀我的書。
我從不掩飾我的愛恨情仇、喜怒哀樂，今天在此你說我倚老賣老也好，是做一位先知說先知的語言也罷，這就是真的李敖，今天我告訴台大的學生，你們必須承認自己失敗，若不承認，你可能就是位頑固份子，我將頑固分子分為四種，分別是老頑固、小頑固、像驢一樣的頑固、像台大學生這樣頑固。我認為你們有機會來修正你們的看法，並可以立刻停止、不要頑固，當年相當驕傲的梁啟超，在聽到康有為跟他講的一段話後，他發現了自己的錯誤，而願意追隨康有為走未來的一生，這就是成功了。各位想想，一次講演可以改變你們的一生，那就是在今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