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政見廳

　

　

鄧小平論「一國兩制」

        早在五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想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一九五五年五月，周恩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上就提出：中國人民解決台灣問題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第二年四月，毛澤東又提出：「和為貴」、「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等政策主張，這些主張慢慢構成和平方式的張本。

        到了七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了，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更形確定。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告了和平解決的大政方針，呼籲兩岸和談表示國家統一時，一定「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葉劍英發表談話，進一步表示「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建立由兩岸執政的國共兩黨舉行對等談判。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鄧小平就葉劍英的談話指出：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國家實現統一的大前提下，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第二年，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鄧小平進一步發揮了關於實現台灣與大陸和平統一的構想。我在下面，把鄧小平的前後構想都排列出來，以使完整看到他說的是什麼，其中有利於台灣的部分，是不是被我們忽略了、扭曲了。

        十六年前，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鄧小平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國民黨御用學者楊力宇時，有一篇重要談話，這篇談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三十至三十一頁，主題是「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設想」，全文如下：

      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們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民族統一，大家都對中華民族作出貢獻。
      我們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承認台灣地方政府在對內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雖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致自治區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
    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台灣把大陸吃掉。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不現實。

      要實現統一，就要有個適當的方式，所以我們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後，可以正式宣布。但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只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

      我們希望台灣方面仔細研究一下一九八一年九月葉劍英提出的九條方針政策的內容和一九八三年六月鄧穎超在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的開幕詞，消除誤解。

      你們今年三月在美國舊金山舉辦「中國統一之展望」討論會，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我們是要完成前人沒有完成的統一事業。如果國共兩黨能共同完成這件事，蔣氏父子他們的歷史都會寫得好一些。當然，實現和平統一需要一定時間。如果說不急，那是假話，我們上了年紀的人，總希望早日實現。要多接觸，增進了解。我們隨時可以派人去台灣，可以只看不談。也歡迎他們派人來，保證安全、保密。我們講話算數，不搞小動作。

      我們已經實現了安定團結。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是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制定的，有關政策是逐漸完備起來的，我們將堅持不變。

      中美關係最近略有好轉，但是，美國的當權人士從未放棄搞「兩個中國」或「一個半中國」。美國把它的制度吹得那麼好，可是總統競選時一個說法，剛上任一個說法，中期選舉一個說法，臨近下一屆大選時又是一個說法。美國還說我們的政策不穩定，同美國比起來，我們的政策穩定得多。

八個月後，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時又發表談話，這篇談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四十九至五十頁，主題是「穩定世界局勢的新辦法」，全文如下：

      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麼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我們提出的大陸與台灣統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統一後，台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與台灣還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否則始終頂著，僵持下去，總會爆發衝突，甚至武力衝突。如果不要戰爭，只能採取我上面講的這類的方式。這樣能向人民交代，局勢可以穩定，並且是長期穩定，也不傷害哪一方。各位是研究國際問題的，請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們對台灣、香港問題提出的解決方式。總要從死胡同裡找個出路。

      我還設想，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這樣的問題，要從尊重現實出發，找條新的路子來解決。
      這是隨便談談腦子裡轉的問題。有好多問題不能用老辦法去解決，能否找個新辦法？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有些話不一定準確，可能考慮不周到，但是要把世界局勢穩定下來，總要想些主意。我多次講過，中國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要更少關心和平和國際局勢的穩定。中國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會神地搞國內建設。

又過了兩個月，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總統里根（雷根）時，又發表談話，這篇談話，收在「人民日報」，主題是「希望美國不要做妨礙中國大陸同台灣統一的事情」，全文如下：

      中美關係中的關鍵問題是台灣問題，希望美國領導人和美國政府認真考慮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

      中國政府為解決台灣問題作了最大努力，就是在不放棄主權原則的前提下允許在一個國家內部存在兩種制度。　

      希望美國不要作妨礙中國大陸同台灣統一的事情。海峽兩岸可以逐步增加接觸，通過談判實現和平統一。統一後，台灣的制度不變，台灣人民的利益不會受到損害。台灣同美國、日本可以繼續保持現有的關係。我相信我們這個辦法是行得通的。台灣問題解決了，中國同美國之間的疙瘩也就解開了。

      中美兩國雖然前一段時間吵了一些架，但近來兩國關係的發展是好的。中美兩國在一些國際問題上有共同點，但也有分歧點。中美兩國都有發展合作的願望。我們希望今後兩國領導人和政府人員加強交往，更多地交換意見，以便繼續發展我們之間的關係。

不到兩個月，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鄧小平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時又發表談話，這篇談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五十八至六十一頁，主題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全文如下：

      中國政府為解決香港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方針、政策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多次講過，我國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我們還多次講過，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這也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

      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近幾年來，中國一直在克服「左」的錯誤，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來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經過五年半，現在已經見效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提出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我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通過了這個政策。有人擔心這個政策會不會變，我說不會變。核心的問題，決定的因素，是這個政策對不對。如果不對，就可能變。如果是對的，就變不了。進一步說，中國現在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有誰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們就會喪失人心。我們的路走對了，人民贊成，就變不了。

      我們對香港的政策長期不變，影響不了大陸的社會主義。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大陸開放一些城市，允許一些外資進入，這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比如外資到上海去，當然不是整個上海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深圳也不是，還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主體是社會主義。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情況提出來的，而現在已經成為國際上注意的問題了。中國有香港、台灣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何在呢？是社會主義吞掉台灣，還是台灣宣揚的「三民主義」吞掉大陸？誰也不好吞掉誰。如果不能和平解決，只有用武力解決，這對各方都是不利的。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著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總得找出個辦法來，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這個事例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益的線索。從世界歷史來看，有那個政府制定過我們這麼開明的政策？從資本主義歷史看，從西方國家看，有哪一個國家這麼做過？我們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玩弄手法的，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

      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國人有能力管好香港，這是老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思想狀態。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多世紀裡，外國人看不起中國人，侮辱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改變了中國的形象。中國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軍閥，也不是蔣氏父子創造出來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變了中國的形象。凡是中華兒女，不管穿什麼服裝，不管是什麼立場，起碼都有中華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這種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這個自信心。香港過去的繁榮，主要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人幹出來的。中國人的智力不比外國人差，中國人不是低能的，不要總以為只有外國人才幹得好。要相信我們中國人自己是能幹得好的。所謂香港人沒有信心，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見。目前中英談判的內容還沒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們一旦真正了解了，是會完全有信心的。我們對解決香港問題所採取的政策，是國務院總理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的，是經大會通過的，是很嚴肅的事。如果現在還有人談信心問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政府沒有信任感，那麼，其他一切都談不上了。我們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繼續讓外國人統治，否則香港人也是絕不會答應的。

      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納別的人，還可以聘請外國人當顧問。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到一九九七年還有十三年，從現在起要逐步解決好過渡時期問題。在過渡時期中，一是不要出現大的波動、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榮和穩定；二是要創造條件，使香港人能順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士要為此作出努力。

以上談話我都不嫌冗贅的引證全文，就在使我們能從全文的語氣和上下文（context）間，掌握住鄧小平的表面真義和意在言外的真義。在以上的四篇談話裡，我們清楚看到「一國兩制」政策在鄧小平口裡演變的軌跡，隨著這種軌跡，「一國兩制」還有更完整的發展，值得我們進一步重視。(1999/11/26)

　

　

鄧小平論「一國兩制」（續）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鄧小平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時時，又發表談話，這篇談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六十七至六十八頁，主題是「我們非常關注香港的過渡時期」，全文如下：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幾年以前，主要是在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形成的。這個構想是以中國解決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出發的。十億人口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改變的，永遠不會改變。但是，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因此，我們在香港問題上，首先提出要保證其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後五十年不變。

    坦率地說，在香港問題上，我們非常關注十三年過渡時期，只要過渡時期安排好了，我們並不擔心一九九七年後的事情。我們希望香港在過渡時期內，不要出現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希望不要出現動搖港幣地位的情況。港幣發行量究竟多少？港幣信譽好是因為儲備金雄厚，多於發行量，不能改變這種狀態。

    第二、我們同意可以批出一九九七年後五十年內的土地契約，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動用這種賣地收入，但希望用於香港的基本建設和土地開發，而不是用作行政開支。

    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隨意增加人員和薪金、退休金金額，那將會增加將來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負擔。

    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過渡時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將來強加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勸說有關方面的人不要讓英資帶頭轉走資金。

    我們希望過渡時期不出現問題，但必須準備可能會出現一些不以我們意志為轉移的問題。今後中英兩國要更好地合作。

        現在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會談基本上達成一致了。我很有信心，「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能夠行得通的。這件事情會在國際上引起很好的反應，而且為世界各國提供國家間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一個範例。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也考慮到解決國際爭端應該採取什麼辦法。因為世界上這裡那裡有很多疙瘩，很難解開。我認為有些國際爭端用這種辦法解決是可能的。我們就是要找出一個能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問題得到解決。過去，好多爭端爆發了，引起武力衝突。假如能夠採取合情合理的辦法，就可以消除爆發點，穩定國際局勢。

同年九月八日，鄧小平會見義大利參議院議長弗朗切斯科‧科西加時，又發表談話，這篇談話，收在九月九日「人民日報」，主題是「遵循實事求是原則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全文如下：

        實事求是是毛主席堅持的思想路線。他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我們把它繼承下來了。中國遵循這一原則解決自己錯綜複雜的問題，並且已經見效。我們也在按照這些原則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

        中國正在同英國就香港問題舉行會談並且可以達成協議。我們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想法。這是個新的問題，也是種新的想法。這個問題是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面臨的必須解決的新問題。

過了不到一個月，一九八四年十月二日，鄧小平會見華人科學家時，又發表談話，收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人民日報」，主題是「國家的統一，從解決香港問題做起」，全文如下：

        「一國兩制」的構想，是根據世界的現實、歷史的狀況和中國的實際提出來的。大陸十億人口堅定不移地搞社會主義，同時允許一些地區搞特殊政策，搞資本主義。國家的統一，從解決香港問題做起，現在已經走了重要的一步。有人提出，對香港的政策會不會變？我說，沒有理由變，變沒有好處。

同一天，鄧小平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特就香港問題發表談話，這篇談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七十二至七十六頁。主題是「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其中就「一國兩制」後五十年不變詳加闡述。他說：

        現在有些人就是擔心我們這些人不在了，政策會變。感謝大家對我們這些老頭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訴大家，我們的政策不會變，誰也變不了。因為這些政策見效、對頭，人民都擁護。既然是人民擁護，誰要變人民就會反對。聯合聲明確定的內容肯定是不會變的。我們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過去的動亂年代，在國際上說話也是算數的。講信義是我們民族的傳統，不是我們這一代才有的。這也體現出我們古老大國的風度，泱泱大國嘛。作為一個大國有自己的尊嚴，有自己遵循的準則。我們在協議中說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到了五十年以後，大陸發展起來了，那時還會小裡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再說變也並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問題是變什麼。中國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種變嗎？所以不要籠統地說怕變。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這種變是值得大家歡迎的。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我們也在變。最大的不變是社會主義制度不變，而「一國兩制」就是大變，農村政策就是大變。過幾天我們要開中央全會，討論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也是變，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問題是變好還是變壞。不要拒絕變，拒絕變化就不能進步。這是個思想方法問題。

        再一個是有些人擔心干預。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現在看起來，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會有秩序地度過十三年，十三年之後，會有秩序地度過五十年。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體分析。我還講過十三年的過渡時期參與的問題，參與也是一種干預，當然這個參與不是北京方面參與，而是香港人參與，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參與。不能設想，到了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一夜之間換一套人馬。如果那樣，新班子換上來，什麼都不熟悉，不就會造成動亂嗎？即使不造成動亂，也會造成混亂。在過渡時期後半段的六七年內，要由各行各業推薦一批年輕能幹的人參與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參與不行，不參與不熟悉情況。在參與過程中，就有機會發現、選擇人才，以便於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後的香港。參與者的條件只有一個，就是愛國者，也就是愛祖國、愛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後在香港執政的人還是搞資本主義制度，但他們不做損害祖國利益的事，也不做損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籠統地反對參與，也不能籠統地反對干預。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著眼，不會拘泥於小節。

        一個是怕變，一個是怕干預，還怕什麼？有人說怕亂。亂就得干預，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預，香港人也要干預。總會有人搗亂的，但絕不要使他們成氣候。

在這天的談話裡，鄧小平特別插播了一段台灣，他說：「一九九七年以後，台灣在香港的機構仍然可以存在，他們可以宣傳『三民主義』，也可以罵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但是在行動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製造混亂，不能搞『兩個中國』。他們都是中國人，我們相信，他們會站在我們民族的立場，維護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嚴。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他們的活動，進行他們的宣傳，在香港這種情況下是允許的。」以上鄧小平十五年前的談話，對照起十五年後的今天香港情況來，可說言而有信，信而有徵，是可以信任的。(1999/11/29)

　

鄧小平論「一國兩制」（二續）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鄧小平在「瞭望」周刊第四十二期，以「『一國兩制』是意義重大的構想」為主題，對「一國兩制」做了專題的闡述，這是他提出「一國兩制」以來，對這一構想最詳細、最完整的闡述，全文如下：

       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不是今天形成的，是幾年以前，主要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就形成了。這個構想首先是從中國解決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出發的。解決香港、台灣問題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一種是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武力解決問題總是不好的。怎麼樣才能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呢？這就必須充分照顧到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毛主席的實事求是的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尊重事實，尊重實際。就是要尊重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實際。我們提出的大陸與台灣統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統一後，台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

      我們提出要保存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實行「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這個構想是我們從自己的情況出發考慮的，而現在已成為國際上注意的問題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改變的，永遠不會改變。但是，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穩定和繁榮，也不能和平地解決問題。因此，我們在香港問題上，首先提出保證其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後，五十年不變。

        我國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首先從解決香港問題開始。具體地講，就是在我國恢復行使對香港地區的主權後，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我和香港朋友談到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還要繼續多久，我說，如果繼續十五年太短了，索性講到五十年吧！五十年以後再說。五十年是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五十年不變，這是同中國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實現現代化聯繫起來考慮的。

    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香港幾個不變，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自由港地位。相應的，對台灣的政策也是幾個不變。我們說話是算數的，不搞小動作。不但一九九七年時不變，我們講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不變，影響不了大陸的社會主義。

        有人擔心這可能會變，「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不是我個人的話，是人大通過的方針，是法，怎麼會變！問題是政策對不對。對，就誰也變不了。不對，當然應當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內搞開放政策，把經濟搞活，首先在農村見了效。誰能改變這個正確的政策？這個政策如果要變，中國八０﹪人口的生活水平就下降，就會失去八０﹪的人心。

      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這個已經見到成效了。大陸十億人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這不會變，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中國採取開放政策，允許一些資本主義進入，這是作為社會主義發展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發展。比如外資到上海去，不是整個上海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深圳也不是，還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所以深圳和香港不同，不是深圳將來搬到香港，也不是香港搬到深圳。中國的主體是社會主義。

    世界上一系列問題都面臨著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手段來解決的問題。國際上的爭端問題總是要找個出路，總要從死胡同裡找個出路。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也考慮到解決國際爭端應採取什麼辦法。因為世界上這裡那裡有很多疙瘩，很難解開，有些國家爭端用這種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能的。否則，一些爭端始終頂著，這樣僵持下去，總會爆發衝突，甚至武力衝突，用戰爭來解決。如果要穩定，不用戰爭，只能採取我們所講的這一方式，這樣能向人民交代，局勢可以穩定，也不傷害哪一方。歷史上不是沒有這樣的先例。

    有好多問題不能用老辦法去解決，能否找個新辦法？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來解決。要把世界穩定下來，腦子總要想些主意。我多次講過，至少中國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關心和平和國際局勢的穩定。中國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要聚精會神地搞國內建設。

    九月草簽的中英協議是根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圓滿地解決香港問題，也為香港未來的穩定和繁榮提供了有力保證。我很有信心，「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能夠行得通的。

七月以後，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這篇談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八十四至八十七頁，是又一篇就「一國兩制」做了專題的闡述，主題是「『一國兩制』是從中國的實際提出的」，全文如下：

       「一國兩制」是從中國的實際提出的，中國面臨一個香港問題，一個台灣問題。解決問題只有兩個方式：一個是談判方式，一個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總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問題就要中國和英國，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麼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來說，用社會主義去改變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國兩制」。

        兩年前撒切爾夫人來談，當時她堅持歷史上的條約按國際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後英國要繼續管理香港。我跟她說，主權問題是不能談判的，中國一九九七年要收回整個香港。至於用什麼方式收回，我們決定談判。我說談判要兩年，太短了不行，但是不遲於兩年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到時候中國要正式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結果真的是談了兩年。開始她提出談判的題目就是一個歸屬問題。我說是三個問題：第一個是主權問題，總要雙方就香港歸還中國達成協議；第二個是一九九七年我們恢復行使主權之後怎麼樣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實行什麼樣的制度的問題；第三個是十五年過渡期間的安排問題，也就是怎樣為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創造條件。她同意談這些問題。兩年談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是拖在歸屬和主權問題上，她沒有讓。當時我還跟她說，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期間香港發生意外的事情，發生動亂，中英雙方根本談不攏，中國將重新考慮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所以，解決香港問題，我們的調子就是那時定下來的，以後實際上就是按這個調子走的。

    香港問題為什麼能夠談成呢？並不是我們參加談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領，主要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我們是講信用的，我們說話是算數的。粉碎「四人幫」以後，主要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五年多的時間確實發生了非常好的變化。我們國家的形象變了，國內的人民看清了這一點，國際上也看清了這一點。我們可以自豪，當然自豪同驕傲是兩回事，驕傲不得，說大話也不行，畢竟我們還落後。但是，我們確實很有希望，從香港問題的解決就反映出來了。當然，香港問題能夠解決好，還是由於「一國兩制」的根本方針或者說戰略搞對了，也是中英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

    香港問題的解決會直接影響到台灣問題。解決台灣問題要花時間，太急了不行。現在我們的方針還是以國民黨當政者為談判的對手。這一點，台灣的人有一種反映，說我們不重視台灣人民。最近國務院總理在國慶招待會上的講話中，在「台灣當局」後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這是我加的。就是說，台灣問題接觸面要寬，除了以國民黨當局、以蔣經國為對手外，要廣泛開展工作面。我們過去做了一些，現在更要有計畫地安排。在台灣問題上，美國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這個我們看準了。兩三年來，我們一直批評美國的霸權主義，批評他把台灣當作他的一艘「永不沈沒的航空母艦」。美國也有一部分人贊成台灣和我們統一，但不占主導地位。卡特在位的時候，承諾從台灣撤軍，同時又通過了一個「與台灣關係法」，這個「與台灣關係法」就是干涉中國內政。所以，一個台灣方面的工作，一個美國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時間。

    用「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美國應該是能夠接受的，台灣也應該是能夠接受的。蔣經國提出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現實嗎？你那個「三民主義」在中國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搞成了什麼樣子？「中國人站起來了」，是什麼時候站起來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國人站起來的，不是蔣介石，而是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一國兩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這不很好嗎？最近一個外國人問我，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是不是同對香港的一樣？我說更寬。所謂更寬，就是除了解決香港問題的這些政策可以用於台灣以外，還允許台灣保留自己的軍隊。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做這樣的承諾。如果台灣當局永遠不同我們談判，怎麼辦？難道我們能夠放棄國家統一？當然，絕不能輕易使用武力，因為我們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

在上面的談話後第二天，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鄧小平會見日本前首相鈴木善幸和夫人、已故首相大平正芳的夫人時，特就「『一國兩制』就是誰也不吃掉誰」為主題，發表談話，全文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他特別指出：「我們也提出用『一國兩制』的構想解決台灣問題，而且條件可以更寬一些，台灣可以擁有自己的軍隊。這個方案就是誰也不吃掉誰，雙方都不吃虧，對台灣當局來說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在談話中，他拒絕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他說：「我們解決台灣問題，堅持用和平方式。我在國慶典禮上著重講了這一點。我們有耐心。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承諾不用非和平的方式解決，道理很簡單，要承諾，和平統一就不可能。」以上鄧小平這些談話，十五年後，一直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無限上綱」、是最高指導原則，我這裡不厭其詳的加以收集、引述，就在使人們清楚理解「一國兩制」的來龍、去脈與真意，進而領悟到這一構想，實在對台灣不但沒有什麼不好，反倒是大利多呢。(1999/11/30)

　

鄧小平論「一國兩制」（三續）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鄧小平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山友時，又發表談話，這篇談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頁，主題是：「和平共處原則具有強大生命力」，全文如下：

    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係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現在世界上北方發達、富裕，南方不發達、貧困，而且相對地說，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南方要改變貧困和落後，北方也需要南方發展。南方不發展，北方還有什麼市場？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遇到的最大問題是發展速度問題，再發展問題。所以，南南合作還有一個意義，可以推動南北合作。

    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團政治」方式，「勢力範圍」方式，都會帶來矛盾，激化國際局勢。總結國際關係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現在進一步考慮，和平共處的原則用之於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某些問題，恐怕也是一個好辦法。根據中國自己的實踐，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這也是一種和平共處。我們解決香港問題，允許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解決台灣問題也是這個原則。台灣跟香港不同，還可以保留軍隊。台灣當局提出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至少是太缺乏現實感了。能用一千幾百萬人口的台灣的現行制度來統一十億人口的大陸嗎？我們曾多次勸台灣當局，不要這樣想，要搞一個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辦法。十億人口的大陸堅定不移搞社會主義，台灣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北京不派人到台灣去。這不也是和平共處嗎？所以，和平共處的原則不僅在處理國際關係問題上，而且在一個國家處理自己內政問題上，也是一個好辦法。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的主要障礙，甚至可能發展成為兩國關係中爆發性的問題。如果採用「一國兩制」的辦法，不僅解決了中國的統一，美國利益也不致受損害。美國目前有一股勢力，繼承「杜勒斯主義」，把台灣當作美國的「航空母艦」和勢力範圍。一旦通過和平共處辦法解決了台灣問題，這個熱點也就消失了，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嗎？這對太平洋地區和全世界的和平穩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五十天後，十二月十九日，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撤切爾（柴西爾）夫人時，又發表談話，這篇談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一０一頁至一０三頁，主題是：「中國是信守諾言的」，全文如下：

    我們兩國的領導人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為各自的國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香港問題已經有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這個問題不解決，在我們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總是存在著陰影。現在這個陰影消除了，我們兩國之間的合作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前景光明。

    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這個構想是在中國的實際情況下提出來的。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就是用什麼方式才能解決香港問題，用什麼方式才能解決台灣問題。只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而採用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就必須既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英國的實際情況，就是說，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會主義來統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強接受了，也會造成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問題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能是「一國兩制」，允許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辦法。「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台灣問題開始的。一九八一年國慶前夕葉劍英委員長就台灣問題發表的九條聲明，雖然沒有概括為「一國兩制」，但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兩年前香港問題提出來了，我們就提出「一國兩制」。

    我們提出這個構想時，人們都覺得這是個新語言，是前人未曾說過的。也有人懷疑這個主張能否行得通，這就要拿事實來回答。現在看來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國人堅信是行得通的，因為這兩年的談判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構想在解決香港問題上起了不說是決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這是三方面都接受了的構想。再過十三年，再過五十年，會更加證明「一國兩制」是行得通的。人們擔心中國在簽署這個協議後，是否能始終如一地執行。我們不僅要告訴閣下和在座的英國朋友，也要告訴全世界的人：中國是信守自己的諾言的。

    一位日本朋友問我，你們為什麼還有一個「五十年」，即一九九七年後還要保持香港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你們根據的是什麼，是否有個什麼想法？我對他說，有。這也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的。中國現在制定了一個宏偉的目標，就是國民生產總值在兩個十年內，即到本世紀末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就是達到了這個目標，中國也不算富，還不是一個發達國家。所以這只能算是我們雄心壯志的第一個目標。中國要真正發達起來，接近而不是說超過發達國家，那還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時間。如果說在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麼在下個世紀的前五十年內中國要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離開了這個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而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同樣地，到本世紀末和下一世紀前五十年也需要一個穩定的台灣。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可以在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實行兩種制度，這就是制定我們國家政策的一個想法。如果懂得了這點，知道我們的基本觀點，知道我們從什麼出發提出這個口號、制定這個政策，就會相信我們不會變。我還對日本朋友說，如果開放政策在下一世紀前五十年不變，那麼到了後五十年，我們同國際上的經濟交往更加頻繁，更加相互依賴，更不可分，開放政策就更不會變了。

    我還想請首相告訴國際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主體地區是十億人口，台灣是近兩千萬，香港是五百五十萬，這就有個十億同兩千萬和五百五十萬的關係問題。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我們對外開放二十來個城市，這也是在社會主義經濟是主體這個前提下進行的，不會改變它們的社會主義性質。相反地，對外開放有利於壯大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上面的談話最令我們注意的有兩點：一、「一國兩制」的構想是演變出來的，並且是從台灣問題著眼的，以台灣為主的，不是以香港問題為著眼、為主的。而一九八一年由葉劍英提出九條聲明時，「一國兩制」還沒有完整成型，而是在一九八二年才成型提出的。二、信守諾言五十年不變，也是這次特別強調的。

        此後六年間，鄧小平就「一國兩制」又做了多次的闡述。(1999/12/1)

　

鄧小平論「一國兩制」（四續）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日報」刊出鄧小平會見香港環球航運集團主席包玉剛時的談話，以「解決香港問題的經驗也能用於台灣」為主題，指出「解決香港問題的經驗如果用於台灣，將對大家都有利，對美國也有利。」因為「中美之間的問題還是一個台灣問題。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消除了中英之間的陰影。解決了台灣問題，中美之間的陰影也將消除。」

        到了第二年，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又刊出鄧小平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奚斯）的談話，以「將按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為主題，直接指出「中美之間的障礙就是一個台灣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會使中美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而「香港問題的解決對解決台灣問題是個推動。我們將按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條件更寬，就是台灣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我們提出國共第三次合作解決台灣問題，就是因為我們雙方有共同語言，我們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又刊出鄧小平會見包玉剛的談話，特別就實行「一國兩制」的信用方面，予以申明。他說：「對能否實行『一國兩制』，總是會有人擔心的，其實用不著，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是不會不講信用的。」這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又刊出鄧小平會見菲律賓副總統外交部長薩爾瓦多‧勞雷爾的談話，特別就用和平方式而不用武力方式來說明「一國兩制」。他說：「國際上對『一國兩制』的構想反映是好的。中國政府也設想用這個辦法來解決台灣問題。」「香港和台灣問題是中國面臨的具體實際問題，為了不用武力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才提出『一國兩制』的方式。許多國際上有爭議的問題的解決也都涉及到用和平方式還是用武力方式。我們主張用和平方式，而不用武力方式。」

        鄧小平這一談話，進一步為解決爭議的「和平方式」提出方法，方法就是「一國兩制」。(1999/12/2)

　

鄧小平論「一國兩制」（五續）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鄧小平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記者邁克‧華萊士電視採訪時，以「美國在中國統一問題上應有所作為」為主題，發表談話，這篇談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一六九頁至一七一頁，全文如下：

    如果說中蘇關係有三大障礙，中美關係也有個障礙，就是台灣問題，就是中國的海峽兩岸統一的問題。美國有一種議論說，對中國的統一問題，即台灣問題，美國採取「不介入」的態度。這個話不真實。因為美國歷來是介入的。在五十年代，麥克阿瑟、杜勒斯就把台灣看做是美國在亞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沈沒的航空母艦」，所以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建交談判中最重要的問題。

    我認為美國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採取更明智的態度。

    很遺憾地說，在卡特執政的後期，美國國會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這就變成了中美關係的一個很大的障礙。剛才我說，希望里根總統執政期間，能夠使中美關係得到進一步發展，其中就包括美國在中國統一問題上能有所作為。我相信，美國特別是里根總統，在這個問題上是能有所作為的。

    可以鼓勵、勸說台灣首先跟我們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郵。通過這種接觸，能增進海峽兩岸的相互了解，為雙方進一步商談統一問題創造條件。

    統一首先是個民族問題，民族的感情問題。凡是中華民族子孫，都希望中國能統一，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灣不同大陸統一，台灣作為中國領土的地位是沒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別人拿去了。第三點理由是，我們採取「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統一問題。大陸搞社會主義，台灣搞它的資本主義。這對台灣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會改變，台灣人民沒有損失。至於比較台灣和大陸的發展程度，這個問題要客觀地看。差距是暫時的。拿大陸來說，我們建國三十七年來，有些失誤，耽誤了，但根據大陸的現行政策，發展速度不會慢，距離正在縮小。我相信大陸在若干年內至少不會低於台灣的發展速度。道理很簡單，台灣資源很缺乏，大陸有豐富的資源。如果說台灣已發揮了自己的潛力，大陸的潛力還沒有發揮，肯定會很快發揮出來的。而且就整體力量來說，現在大陸比台灣強得多。所以單就台灣國民平均收入比大陸現在高一些這一點來比較，是不全面的。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鄧小平會見葡萄牙總理席瓦時，又發表談話，收在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的「人民日報」，主題是「『一國兩制』的構想是成功的」，他提到：「我們提出的『一國兩制』的構想看來是成功的。用這種方式解決澳門這樣的問題可以說為解決國際爭端和消除國際熱點提供了一點經驗。」他又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不會變，沒有理由變，要變會引起人民的反對。這個政策至少七十年不會變。中國越發達，與國際上千絲萬縷的關係越斷不了。國際上需要中國的市場，中國需要國際市場，怎麼變得了？」在這段話裡，鄧小平露骨的表示出，「國際上千絲萬縷的關係」必然穩定住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國進入了國際社會，不是自己說怎麼變就怎麼變了。

        今天懷疑中國不穩定的人兒，實在該從中國與「國際上千絲萬縷的關係」上著眼，取得信心。鄧小平在上一談話後五十天，他特就五十年不變詳加闡述。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人民日報」登出他會見參加「九十年代的中國和世界」國際會議的中外代表時的談話，他說：

    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不會改變。我們承諾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的現行制度五十年不變，這個承諾是不會改變的。
好幾位外國朋友曾問我，你們為什麼說五十年不變？有什麼根據？我說，有根據。因為，我們說，五十年不變不是為了安定香港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的關聯。
中國發展戰略所需要的時間是下個世紀的五十年。現在不僅有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

    我們講五十年實際上是一種形象的語言，實際上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大陸本身已發展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人均國民收入達到四千美元，香港即使超過一萬美元，那也接近了。因此，我們講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後也不變，是不需要變，不是信口開河。

這一闡述，說明了「五十年不變」之說其實不止五十年，既然大江東流擋不住，自然就大江一去不回頭，共產黨終於跟過去不一樣了，我們相信共產黨真的會跟過去不一樣了。(1999/12/3)

　

鄧小平論「一國兩制」（續完）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發表了長篇談話，這篇談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二一五至二二二頁，主題是「香港回到祖國以後五十年政策不變」，這是鄧小平一生中，最後一次對「一國兩制」的長篇表述，全文如下：

    今天我想講講不變的問題。就是說，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國以後五十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還要說，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變，對香港的政策不變，對澳門的政策也不變，對台灣的政策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五十年也不變，我們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政策也不變。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將達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來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世界上一百幾十個國家，那時我們恐怕還是在五十名以下吧，但是我們國家的力量就不同了。那時人口是十二億至十二億五千萬，國民生產總值就是一萬至一萬二千億美元了。我們社會主義制度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是共同富裕，那時候我們叫小康社會，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會。更重要的是，有了這個基礎，再過五十年，再翻兩番，達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雖然還是在幾十名以下，但是中國是個中等發達的國家了。那時，十五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就是六萬億美元，這是以一九八０年美元與人民幣的比價計算的，這個數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我們實行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不僅國家力量不同了，人民生活也好了。

    要達到這樣一個目標，需要什麼條件呢？第一條，需要政局穩定。為什麼我們對學生鬧事問題處理得這麼嚴肅，這麼迅速呢？因為中國不能再折騰，不能在動盪。一切要從大局出發。中國發展的條件，關鍵是要政局穩定。第二條，就是現行的政策不變。

    一個是政局穩定，一個是政策穩定，兩個穩定。不變也就是穩定。如果到下一個五十年，這個政策見效，達到預期目標，就更沒有理由變了。所以我說，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還會不變。當然，那時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們的接班人會懂得這個道理的。

    還要講一個不變。大家對於中國黨和中國政府堅持開放政策不變，很高興，但是一看到風吹草動，一看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又說是不是在變了。他們忽略了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是兩個方面，說不變不是一個方面不變，而是兩個方面不變。人們忽略的一個方面，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共產黨領導。人們只是說中國的開放政策是不是變了，但從來不提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變了，這也是不變的嘛！

    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老早就確定了的，寫在憲法上的。我們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也是在國家主體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制定的，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誰能夠制定這樣的政策？沒有哪個人有這個膽識，哪一個黨派都不行。你們看我這個講法對不對？沒有一點膽略是不行的。這個膽略是要有基礎的，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沒有點勇氣是不行的，這個勇氣來自人民的擁護，人民擁護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擁護黨的領導。忽略了四項基本原則，這也是帶有片面性嘛！看中國的政策變不變，也要看這方面變不變。老實說，如果這方面變了，也就沒有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榮和穩定，五十年以後也繁榮和穩定，就要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這是個新事物。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講不變，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方面都不變，其中一個方面變了，都要影響其他方面。所以請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釋這個道理。試想，中國要是改變了社會主義制度，改變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會是怎樣？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也會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變，就要大陸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不變。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保證整個政策不變，對內開放、對外開放的政策不變。如果這些都變了，我們要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就沒有希望了。現在國際壟斷資本控制著全世界的經濟，市場被他們占了，要奮鬥出來很不容易。像我們這樣窮的國家要奮鬥出來更不容易，沒有開放政策、改革政策，競爭不過。這個你們比我們更清楚，確是很不容易。這個「不變」的問題，是人們議論紛紛的問題，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紀末、到下個世紀還要議論。我們要用事實證明這個「不變」。

    現在有人議論，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在收。我要說，我們的物價有點問題，對基本建設的投資也收緊了一點。但問題要從全局看。每走一步都必定會有的收，有的放，這是很自然的事情。總的是要開放。我們的開放政策肯定要繼續下去，現在是開放得不夠。我們的開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膽子要大，要堅決。不開放不改革沒有出路，國家現代化建設沒有希望。但在具體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時總結經驗。我們每走一步都要總結經驗，哪些事進度要快一點，哪些要慢一點，哪些還要收一收，沒有這條是不行的，不能蠻幹。有些人看到我們在某些方面有些緊縮，就認為政策變了，這種看法是不妥當的。

    「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裡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否則怎麼能說是「兩制」呢？那就變成「一制」了。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國大陸變成資本主義，叫做「全盤西化」。在這個問題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講兩個方面，「一國兩制」幾十年不變就行不通了。

    美國記者華萊士曾向我提出一個問題，大陸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大大低於台灣，為什麼台灣要同大陸統一？我回答說，主要有兩條。第一條，中國的統一是全中國人民的願望，是一百幾十年的願望，一個半世紀了嘛！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統一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不是哪個黨哪個派，而是整個民族的願望。第二條，台灣不實現同大陸的統一，台灣做為中國領土的地位是沒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會被別人拿去。現在國際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灣問題上做文章。一旦台灣同大陸統一了，哪怕它實行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變，但是形勢就穩定了。所以，解決這個問題，海峽兩岸的人都會認為是一件大好事，為我們國家、民族的統一做出了貢獻。

    還想講點基本法的起草問題。過去我曾經講過，基本法不宜太細。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對這個問題，請大家做到一塊深思熟慮地想一下。關於民主，我們大陸講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我們並不反對西方國家這樣搞，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如果政策正確，方向正確，這種體制益處很大，很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避免很多牽扯。當然，如果政策搞錯了，不管你什麼院制也沒有用。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最近香港總督衛奕信講過，要循序漸進，我看這個看法比較實際。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級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因為我們有十億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質也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不成熟。其實有些事情，在某些國家能實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國家也能實行。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請諸位考慮，基本法要照顧到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只有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是總得干預嘛！

    總的來說，「一國兩制」是個新事物，有很多我們預料不到的事情。基本法是個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認真地從實際出發來制定。我希望這是一個很好的法律，真正體現「一國兩制」的構想，使它能夠行得通，能夠成功。

        在鄧小平做了上述談話後一個月，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他對當時的「美國人」李遠哲等人講了一段話，那天他會見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李遠哲、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李政道和夫人時，以「中國不實現統一，台灣的地位是不穩定的」為主題，告訴他們說：

        我們都是立足於振興中華民族，口號是振興中華。不管怎樣，我們都是一個根，但如果光是根深柢固，不發揚光大，我們都是沒有什麼光彩的。我們人口這麼多，地方這麼大，要急起直追。

    關於祖國統一問題，我們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不實現統一，台灣的地位是不穩定的。不知哪一天，就會被人拿走。看來，只有按「一國兩制」的辦法才能實現祖國的統一。

    統一祖國是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台灣現在儘管在經濟上比大陸好，但差距在縮小。差距縮小在下個世紀五十年代會表現得更明顯。那時，中國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大陸的實力將大大超過台灣。如果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人均四千美元的話，按十四五億人口計算，就意味著國民生產總值將達到六萬億美元。那時大陸的科學肯定比現在強，人才也會比現在多得多。中國人臉上開始有光彩是什麼時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祖國統一後，所有中華民族的子孫就不僅是站起來了，而且飛起來了。

    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香港、澳門、台灣的制度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香港、澳門、台灣在整個國家經濟上的比重更小了，這就更沒有變的必要。

以上談話，登在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上。到了第二年，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人民日報」又登出他以「『一國兩制』的方針是不會改變的」為主題，對日本以櫻內義雄為團長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訪華團的談話，指出：「『一國兩制』是我們的一個新發明，中國存在香港和台灣這樣的問題，『一國兩制』是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一國兩制』的方針是不會改變的。」又過了一年，一九九０年四月七日，他以「振興中華民族」為主題，對泰國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等談話，指出：「中國的形象如何還是要看大陸，中國的發展趨勢和前途也在大陸。台灣跟大陸爭正統，不自量力。大家都應該想開點。我們已經想開了，提出『一國兩制』。我們相信，最終將靠『一國兩制』把我們國家統一起來。」同年九月十五日，他復以「共同努力，實現祖國統一」為主題，對馬來西亞郭氏兄弟集團董事長郭鶴年談話，指出：「台灣方面最近開始有些鬆動。但是現在台灣有人想搞『一國兩府』，連聯合國的局面都想改變，實際上還是搞『兩個中國』。現在聯合國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怎麼能把台灣當局稱為中國政府呢？這不行。再沒有比『一國兩制』的辦法更合理的了。『一國兩制』對台灣來說有什麼損失呢？現在對台灣是個機會，對整個民族是個機會，需要大家努力，推動台灣走向統一。」以上兩次談話，分別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三五八、三六二頁裡。

        收集在上面的鄧小平談話，是我細讀「鄧小平文選」等相關文獻後的總整理，我有意少加剪裁，寧失之冗贅，也要人們能從字裡行間，掌握住鄧小平一連幾年中的真意所在。昨天澳門回歸中國了，江澤民發表談話說：「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是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唯一正確方針。」他表示：「遵循一個中國原則，實現中國的完全統一，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全中國人民的願望，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希望台灣當局不要違逆歷史潮流，不要再為兩岸關係發展設置障礙，不要再做損害台灣同胞和整個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事。」足見他們以鄧小平「一國兩制」的發明為無限上綱，至今一以貫之，所以，憂慮鄧小平死後「一國兩制」路線鬆動或改變的人，顯然是多慮了。(1999/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