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敖快意恩仇錄》

強烈的意見、絕對的堅持

文/楊照

本文轉載自「聯合文學 1999年4月號 第15卷第6期」


一九六二年一月，廿七歲的李敖發表了〈播種者胡適〉，時年七十一歲的胡適剛因心臟病住院方出院，看了〈播種者胡適〉之後，很誠懇地給李敖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在《李敖快意恩仇錄》裡第一次披露。信中一開始就這麼說：

「我覺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應該有人替你指點出來。很可能的，在台灣就沒有人肯給你指點出來。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擔任這種不受歡迎的工作了。」

我們不曉得基於什麼樣的理由，胡適會覺得「在台灣就沒有人肯給你指點出來」。我們只知道胡適這個看法根本是對的。不過倒不完全是人家不願給李敖指點，而是刺蝟般的李敖始終堅持維護著、不讓人家對他的文字有些什麼樣的指點。即使隔了三十六年之後才讀到胡適死前不到一個月所寫的這封未完未寄的信，李敖一方面盛讚胡適，「寫得又認真、又婉轉、又誠懇，足見此公高明光大的一面。」然而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指出胡適的「指點」，原來也是站不住腳的。

為什麼沒人（包括胡適）可以指點李敖？因為李敖是最像陳獨秀主張的那種「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的人。李敖因感於胡適的知遇之恩。「借一千還十萬」，而「寫《胡適研究》、《胡適評傳》、《胡適與我》，到編《胡適選集》、《胡適語粹》、《胡適文存外編》、《胡適給趙元任的信》等等」。來流傳推廣胡適。然而在性情上，李敖其實和胡適是完全南轅北轍。

胡適在世時。因為他的響亮名聲、又因為他的平易寬容，「我的朋友胡適」變成多少人掛在口裡招搖撞騙的方便工具，引為趣談。然而《李敖快意恩仇錄》則讓我們看到。李敖如何以天下人恨恨訿罵「我的敵人李敖」，為值得自豪自傲的畢生成就。

《李敖快意恩仇錄》書背的介紹文字，應該也是出自李敖手筆。裡面明白地說：「李敖不是寬容社會下的產物，他是不寬容社會的見證。一個社會出現一位李敖，哪裡是容易的事，又哪裡是平白得來的呢？」這段話標點了李敖和「寬容的」胡適最大的差異。也透顯出李敖其他文字裡少有的一種歧義曖昧，一種悲涼無奈。李敖以不寬容來見證社會的不寬容，而因為不寬容而逼出一個天才李敖，這樣的社會又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呢?

李敖的「不寬容」，在《快意恩仇錄》裡，表現為指名道姓罵遍政壇及學術界的名人們。李敖一貫的作法是歷歷舉證出這些人表裡不合一、名貫不相吻的部份。而在所有的「劣跡」裡，最讓李敖無法忍受的，到底還是在面對強權時，不敢挺身說出實話、不敢抵抗周旋的懦弱。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如此理直氣壯地「不寬容」。李敖的「不寬容」建立在三個缺一不可的條件上。條件一是他所處所見的一個充滿虛偽充滿欺瞞的時代，虛偽與欺瞞可以換取錯亂是非下的名或利。條件二是他能夠掌握資料證據，來刺破虛偽的汽球，暴露欺瞞背後的不一致。條件三是他自己必須不曾參與這些虛偽與欺瞞，不曾投身同樣的錯亂是非換取名利。

條件一的成立，見證的是台灣所走過的悲哀歲月。在強權籠罩之下，一切都不透明、一切都失去了可討論的合理準繩。人在面對強權時不得不低頭閃躲，同時卻也在不透明的掩護下，可以選擇投靠強權、利用錯亂。條件二的成立，見證的是李敖在搜集比對資料上，近乎不世出的才份與功力。在這點上，他是清代訓詁考證學風、胡適所揭櫫的「科學方法」，在流傳三百年之後的異軍凸起。清代樸學從研究儒家經書、試圖解決宋儒義理紛爭開啟其端，中間擴大到去考索老子莊子墨子等「小書」。再擴大而到梁啟超主張的「細密手史」，之後而有胡適把這套方法用去研究《紅樓夢》、《醒世姻緣》等小說。李敖卻把工夫拿來搜羅比對判證當代的政治資料，從而斷出許許多多或駭人聽聞或不堪聞問的權力內幕來。

有意思的是，胡適在解釋清代考證學的精神時，屢屢指出「我們的考據學，原來是那些早年做小官的人，從審判訴訟案件的經驗中學來的一種證據法。」「兩漢以下文人出身做親民之官，必須料理民間訴訟，這種轉訟折獄的經驗是養成考證方法的最好訓練。試看考證學者常用的名詞，如『證據』、『佐證』、『佐驗』、『勘驗』、『推勘』、『比勘』、『質證』、『斷案』、『案驗』，都是法官聽訟常用的名詞，都可以指示考證學與刑名獄訟的歷史關係。」這樣的「歷史關係」，到了李敖身上有了大翻轉。畢生沒有作過小官的李敖，拿他所學到的考證方法，反過來用在現代的法律訴訟上，因而具備了即使是科班出身的律師法官都無法比擬的一種兇悍、咄咄逼人的氣勢。李敖為什麼那麼厲害？李敖為什麼能夠屢屢以訟告作威脅，逼人讓步？理由無它，他把原本源自於訴訟。後來在歷史文人學者手裡粹煉精密的一套方法，用回了訴訟上！

至於前揭的條件三的成立，則是見證了李敖這一生所受過的苦痛與委屈。李敖其實才是最接近易卜生筆下的「國民公敵」類型的人，他也才是真正身體力行體驗「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名言的人。李敖從考證當代資料上得到信心，相信自己的意見是對的。他的考證直接觸犯威脅到當代名位與權力的擁有者，當然會惹來反彈、報復與鎮壓。在那樣畸形的社會裡，反彈、報復與鎮壓一方面激怒了李敖，讓他用更相信自己的意見絕對是對的，來堅固戰鬥意志；另一方面卻也在底層掀著許多崇拜、鼓勵的聲浪，推動著李敖向前。所謂「殺吾馬者道旁見！」這種暗藏的崇拜、鼓勵，最常把一個年輕人送上正義最前線，摧折了真實生命或智識上的前途。萬一悲劇發生時，原本偷偷鼓掌叫好的人，就紛紛退縮回自己的犬儒位置，偷偷發出犬儒的喟歎:「唉，我就知道！」

李敖在一次次的反殫、報復與鎮壓中，近乎奇蹟地沒有被完全打倒。他因此而更相信自己是絕對不曾錯的，也因此看到了更多的犬儒、退縮與虛偽的神色，更加感覺到這世上只有自己才真正歷經了勇氣與義氣的考驗。他也就養成以更大的自信、更絕對的標準來武裝自己的習慣。他說:「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鏡子。」讓很多人無法同意、不能忍受他的狂傲。不過通讀《快意恩仇錄》，我們如果弄清楚了李敖所在意的是那種在孤立的情況下還能維持義氣與勇氣。而且有本事過得氣焰淋漓、不貧病潦倒、不窮酸臭腐，那我們實在不能不承認，如此遭遇如此對付如此結局，李敖一人而已。

李敖當然是不寬容的，他只接受他自己的絕對標準去評量週遭人與事。所以他不可能從不同的、多元的角度去佩服其他人。在他的標準他的邏輯裡，要證明自己的堅強惟有凸顯自己的獨一無二，不孤立就不足以顯示他的絕對的地位。不過這種反覆堅強、孤立的表示，長期以來成了執意固念（obsession），也就使得許多人忽略、忘卻了李敖被打造成這種絕對強人，背後曾經經歷的苦痛與委屈。這是李敖必須付出的代價之一。代價之二，則在於用絕對的是非去處理一切，往往會把許多明明就是沒有絕對是非的事情粗暴地簡化。

雖然李敖對自己寫的《北京法源寺》依然自信滿滿，不過我想大部份的人都會同意，李敖其實完全不適合寫小說。毛病就出在他無法處理人與人之間，既內於是非又超越是非的曖昧互動。同樣的毛病，從《李敖回憶錄》到《快意恩仇錄》，也出現在他處理和女性的關係上。他挖掘別人的隱私，以曝白別人的表裡不一取得一種強大的「另類權力」，因而同時也就對自己的生活採取了徹底透明的態度。不幸的是，人生有些部份，尤其是與愛與性有關的，往往一說成了大白話，就注定要變質，變成了另外一種具有高度殺傷力的「不寬容」了。

十幾二十年前，我初進台大歷史系，聽起師長系友們說起當年李敖軼事。幾乎每談必以「如果不是生在這個時代，李敖必能成為大史家、必能有更大成就」的慨歎作結。我當時也相信這樣的說法。讀完《李敖快意恩仇錄》，這個長年根深柢固的印象改變了。我發現如果生在一個正常、寬容的時代。李敖可能以他的聰明才智完成傳世史著，也可能以他的叛逆精神闖出一番名號來，然而他就是一個史家、一個叛逆者。正因為有這樣一個不寬容的時代，才真正徹底激發出李敖絕對個性中所有的天才能量，才讓李敖變成一個沒有頭銜卻已不需要頭銜、超越頭銜的、獨一無二的李敖。

強權者以其絕對的權力貪婪，製造出了一個絕對的敵人。國民黨的不寬容。激發了李敖的不寬容與無止盡的鬥爭，解放了他所有的精力與本事，成就了一個不寬容時代最閃亮的見證。國民黨遇上李敖真正倒楣。而沒有這樣的國民黨，其實也不會產生這樣淋漓盡致的李敖。

是之為歷史的弔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