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與文學

文/楊照

本文轉載自中國時報 2000.2.17~2000.2.18


李敖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下的文學家。文學的核心在於一種實驗語言、操弄語言、開發語言的態度。文學之可貴，在於不斷探測其他定理、規條無法標誌、範限的灰色地帶。文學處理人間是非曖昧、對錯模糊的複雜性。其他的知識傾向於簡化、整理複雜，藝術文學卻以多變的形式試圖傳鈔模寫、複製呼應、甚至深化錯離這種複雜性。

李敖對於語言的概念，求其明快直截。他的語言典範是白話文草創時期，提出「我手寫我口」原始概念的胡適。他對於白話文除了明快直截傳遞思想訊息以外，還會因應文學要求的複雜性，發展出一套既不同於文言文、又異於日常口語的「文藝腔」、「文藝語言」，既不了解、也沒興趣、更不尊重。

李敖的是非觀念，傾向於報端的兩極化，而且幾乎毫無例外都是強調「己是人非」。他的自我、自我理解，更是缺乏關注幽微面、測探潛意識的層次，一切都表現了大刺刺的直語直說。

不過這倒不等於說，李敖和文學就全然沒有交集交會的地方。他的文字概念雖然粗糙粗顯，然而他實際在運用文字時，卻也的確塑造了感染力極強，卻又很難有人模仿得來的獨特風格。他也許不是自己說的「五百年來白話文的第一名」，卻無疑是五百年來煽動性文字風格開創與持續實踐的第一名。因為有李敖，使得原本傾向於保守、四平八穩的中國文字，增添了一個新的面向、開發了一個新的可能。

李敖也的確具有吸引國際文學建制青睞的特殊條件。現代文學的價值意識型態，最麻煩的就是往往過不了翻譯這一關。語言上的實驗、開發，灰色地帶的細微挖掘，一旦經過了翻譯，往往就失去了原味。所以價值應然上想要找合於這套標準的作品，然而實然操作上，很容易就會簡化成特別凸顯文學最不受限於語言藩籬的一點特色－那就是質疑、反抗既有的秩序。

我們可以看出來，愈是西方熟悉、通用語言文字的作品，愈能合乎對於文學複雜性的要求標準；然而反過來，愈是用西方所不熟悉的語言文字寫作的，會被看中會被挑選的，常常就是在形式、行動上，最明顯挑戰挑釁強權，挑戰挑釁固定舊結構的作家。

這是諾貝爾文學獎多年來的兩面性，這也是為什麼諾貝爾文學獎多年來不只獎勵文學上的成就貢獻，還三不五時就頒獎去凸顯那些具有普遍人權意義的作家與作品，最重要的理由。

李敖能不能得諾貝爾獎，那是另外一回事。他幾十年來用文字與監視、迫害、恐嚇他的威權奮鬥周旋，這種精神也符合於諾貝爾文學獎的一種價值，卻是事實，不容因為他的作品在一般文學技術上的簡略，便予一筆抹殺。

李敖為數眾多的作品，最主要的形式是一種雜揉了雜文與歷史專論的體裁。

他一邊排比拼貼，一邊彰示不同材料間的齟齬歧異，同時一邊嘲弄這齟齬歧異所透露出的人間偽善、虛矯及文飾、欺瞞。

他兼有清乾嘉以降考據家的精密、耐煩，和魯迅式雜文家的尖酸刻薄、睥睨一切。他和考據家一樣對歷史資料的搜羅瘋狂入迷，除了博聞強記之外，還念茲在茲不斷設計分類架構、建造龐大檔案。他和雜文家一樣充滿偏見、執著偏見，以連串的誇張性修辭刻意凸顯被他偏見所不容的人事物，是何等荒謬何等卑劣何等不堪。

不過和考據家相比，他的史料好奇心突破了傳統的「著作」、「文章」概念，遍於公家記錄、私人斷簡殘章，特別著意於揭露人的「公」與「私」，或「今」與「昔」的衝突矛盾。

和像魯迅這樣的雜文家相比，李敖就少了一份自我譏諷、自我挖掘的內省性，以及由這份內省所產生的「幽黯意識」、恐懼沮喪以及深刻的悲劇感。李敖始終是昂揚奮發的、始終是自信滿滿的、始終拒絕承認自己的限制，於是即使在軍中在國民黨的監視下，他還是唱著英雄式、喜劇式的歌調。

李敖最特別的成就，就是把這種「考據雜文體」琢磨到爐火純青。雜文的大膽論斷，使他的作品火辣引人注意，而考據的一步一證，又使他的作品具備高度說服力。不論雜文或考據，都屬高難度的寫作文類，加上兩者所需的性情傾向、努力準備南轅北轍，於是便造成「效者眾而肖者無」的現象了。

李敖的英文程度不差，然而他顯然殊少受到西方現代文學影響。他對現代哲學、現代文學，慣常抱持一份不信任的態度，他知道「艾略特（T.S. Eliot）已咬定小說到了福樓拜（Fl aubert）和詹姆士（Henry James）之後已無可為」，不過他對福樓拜和詹姆士之後的現代小說到底長什麼樣子、玩什麼花樣，顯然不甚了了。所以他自己能資以選擇來鍛鍊作品的文學資養，也就只能停留在中國傳統舊觀念，以及「五四」到三○年代的「白話文革命」實驗性簡單試驗階段了。

李敖讀傳統舊詩的能力不差，文章裡引用的舊詩也往往能達到畫龍點睛的預期效果。《北京法源寺》裡有一段，他借康有為之口解讀杜甫的︿江頭五詠丁香﹀，尤見功力。不過李敖自己作的詩，就很難令人恭維了。他的詩不文不白、不新不舊，遊戲打油的味道太重，不太經得起怎樣的細究分析，像︿忘了我是誰﹀那樣配了曲作歌詞還不錯，獨立當詩來讀，就未免太單薄了。

李敖在一般概念下的文學作品，嚴格說來只有《北京法源寺》這本小說了。李敖自己大言夸夸，自欣自懌說《北京法源寺》是什麼樣了不起的曠世巨著，結果反而使得文學界的人心生反感，望而卻步；非文學界的人慕名而來，卻只見滿紙議論，既無情節也少有戲劇起伏，讀完只覺頭痛和失望。

這樣的閱讀反應，說來可惜。《北京法源寺》當然沒有李敖自己說的那麼偉大，不過就其鋪陳晚清時期思想互相衝激的用心，的確有些難得建樹。惟一比較明顯的毛病是來自李敖自我主張真的太強了，強到會把他的現代觀念硬餵給筆下的古人。不過也正因此，顯露出這本小說另一層特殊的意義，那就是小說裡的每個人物，從康有為、譚嗣同到梁啟超，其實都有李敖自我投射的部份。藉由角色的掩護，李敖終於暴露了他其他作品中少見的感傷與挫抑。感傷革命熱火裡無從逃避的孤寂、挫折不管以血以淚以生命為價，群體的啟蒙始終遙遙無期。

我們在小說虛構的影霧裡，終於看到即使號稱最坦白最真實的《回憶錄》、《恩仇錄》都看不到的另一個李敖，內在的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