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途上的「三秋樹」與「二月花」
--龍應台出山與李敖競選

文/王丹

本文轉載自「明報月刊 1999年10月號 第406期」 

李敖是個半政治人物 ，在台灣政治轉型中一向介入較深;而龍應台則始終是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與政治圈保持一定的距離。 如今卻殊途同歸，都走上了政治軌道。

八月，去歐洲旅行，在德國法蘭克福市郊一座幽靜的小院內，龍應台突然對我說：「馬英九請我去台北做文化局長。」我當時的反應，第一是心裏想：「這是一個事件」；第二是嘴上說:「嗯，挺好玩的。」此後兩天，我們多次談到這個話題，但我沒有發表什麼意見，因為看得出來，她當時主意已定。

這是很自然的，龍應台嘛。

從歐洲回來不久，報上已發表了龍應台出任台北文化局長的消息，她對記者說她有朋友坐了六年多牢，她也只當是坐牢。我看了莞爾。再以後，報上又登出消息，李敖應新黨之邀，出馬競選總統。

台灣的知識分子，我想。

當然，龍應台出山與李敖競選，情況還不太一樣。前者的文化意義多於後者，李敖是個半政治人物，在台灣政治轉型中一向介入較深;而龍應台則始終是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與政治圈保持一定的距離。兩人相比，龍正是「刪繁就簡三秋樹」，而李則足「標新立異二月花」。如今卻殊途同歸，都走上了政治軌道。

這其實並不令人驚訝，台灣知識分子歷來就有介入社會的傳統，從殷海光到陳映真，主流趨勢都是不迴避對社會重大事務發表自己的見解。知識分子從天性上講，就容易成為反對派，尤其與極權制度不相容，因此台灣早期政治反對派陣營中有大批精英知識分子。在政治轉型之後的今天，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因為有反對派的身份而具備了一定的社會聲望與政治資源，這使他們可以憑更有利的條件面向社會發言。我在台灣接觸了不少知識分子，發現他們很善於利用媒體，也很執著於社會情結。一場遊戲與一次痛苦抉擇

從書齋走上官場，對李敖而言可能是一場遊戲;對龍應台而言，就是一次痛苦的抉擇。她不能再在《法蘭克福匯報》上撰稿，不能再任意地發表言論，她想再去大陸會比以前更麻煩，她要周旋於政客們之間和酒桌之上，她也不能光著腳跑出門來迎接客人了。當然，她有很多接受這些代價的理由，比如把當官看作一種體驗，比如嘗試新的生活，比如看看首任局長的開拓意義，比如有志於建設台北的文化形象，等等。在這一切的背後，我看到的是台灣知識分子的社會情懷和社會責任感。

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饗的士大夫階層沒有多少個真正的「隱逸之士」，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的命運與價值置放在社會與群體的大背景下，力求個人價值與群體福祉的雙重實現，並痛苦地徘徊於其中，這種氣質對他們自己而言足悲劇，對社會而言則是幸運，我相信大部分知識分子不會做出龍應台、李敖這樣的選擇，但這不應該妨礙我們對他們的選擇表示尊敬。

台灣知識分子在社會變局中發揮的積極作用和他們基於責任感的主動意識，應當給當下大陸的知識分子一些震撼與啟發，在大陸面臨社會轉型之際，知識分子應當如何定位，如何介入社會進程，恐怕是知識界著手整合之前就應當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