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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論新語」在書名上，自是從一千五百年前劉義慶「世說新語」而來。中國人寫書，普遍毛病是犯頭巾氣，「世說新語」卻是脫帽後的閒談，每個故事落墨不多，或優美、或灑脫、或驚心、或動魄，都是很有味道的。 老友段宏俊辦「世界論壇報」，拉我寫「世論新語」專欄，雖在文體上、範圍上，不同於一千五百年前的著作，但在落墨不多、為文恣肆上，卻媲美前人。我曾自負性的寫實說「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心裏都為我供了牌位」，設想我如果寫的不是白話文而是文言文，則早生一千五百年，其前三名，也非我莫屬。劉義慶後五百年出了歐陽修、蘇東坡，千百年後重看他們的文章，卻發現他們文勝於質，文字優美、思想貧乏。我想我若生在古代而以文顯，縱筆所之，亦必於文言文上有以開拓新境界。 我這些話，並非狂言。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在比較務實的清朝文章家眼中，賈在漏洞百出。清朝的方苞少有文名，並以此自矜，後來到了北京，見到萬斯同，萬斯同跟他說 :你整天迷戀古文，其實唐宋八大家中，除了韓愈文章中稍通聖賢之道外，其餘七家，作了一輩子的文章，所說多空洞無裨實際。方苞經這一點醒，政治經學，以「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自期。他是桐城派開山祖師，桐城派作文標榜「義法」。「義」是「言有物」，「法」是「言有序」，立意固佳，可是他們的才具卻跟不上。他們在義上雖然不像宋朝人明朝人那樣空疏無學，但在思想上還是難脫中國道統乃至宋明理學的樊籠，則其「義」也，也就無足觀；至於「法」上，更是放不開，從佛經的禪語、到語錄的口語；從駢文的徘語、到詩歌的集語。…… 在在都是他們嚴防之列。結果文章選出來、寫出來，謹嚴有餘、變化不足；規格林立、雄奇獨缺。論思想，不能超邁古人；論文字，且在古人之下。桐城派在作文上下了那麼大的功夫，結果空忙了一場，更使中文頭巾氣了。中文的最後解放，在文言文方面是由梁啟超總其成的。梁啟超自謂：「風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鍊。至是（辦「新民叢報」）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梁啟超雖然把文言文寫活了，但文言文究竟是一種死文字，再活也是「炸屍」「趕屍」式的活法。到了文學革命出來，終由白話文代領風騷，自此中文正宗，自文言轉為白話。白話文當行，大家都寫白話文了。 白話文看起來雖是口語易寫，但在文字上，由於正宗基礎太薄弱，真正能寫得好一手白話文的，並不多見，反倒是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舊的嗎了呢派」、「新鴛鴦蝴蝶派」等錯路上去，再加上思想上的混亂與無知，所以論文字、論思想，殊多敗績。這種敗績，直到李敖出現，才一切改觀。 這本「世論新語」，是一種「短促突擊」式文體的結集。我生平善寫各體文章，但一連串寫了這麼多「截長補短」的專欄，卻是縱橫文海許多年來的第一次。愛其出神入化、樂其新奇可喜，特彙而成書，以給讀者在看「千秋評論」以外，別得異趣也。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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