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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名著精華全集」談怎樣讀書 (代序)
■你李敖讀書讀得最多，真是中國第一嗎？ □最近香港報上說：「李敖很可能是五十歲以下的當代中國人之中，讀書最多而又最有文采的人。」前年童軒蓀信上說：「去年炎夏，居浩然自波士敦西來，在敝寓住了五天，這五天裡上下古今談了一番，他卻特別推崇你老兄，說是『念書太多，我們不可及』。」……這些話，都非過譽，在讀書方面，我讀書之多，的確可說中國人無出其右。 ■當代中國人以外的中國人，就是所謂古代中國人，總有比你讀書讀得多的吧？ □古代中國人讀書讀得最多的無可考，唐朝詩人杜甫說他「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其實古書字大，萬卷書並沒有多少。清朝陳夢雷說他「讀書五十載」、「涉獵萬餘卷」，由他編出的「古今圖書集成」（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四冊）看來，陳夢雷讀書之多，該在古人中考第一。陳夢雷是清朝進士，他的淵博，被皇家王爺看中，叫他編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古今圖書集成」是根據中國一萬五千多卷經史子集的典籍編成的，前後用掉了四年半的時間（一七０一——一七０六）。全書共有一萬卷、六彙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七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冊，一億四千四百萬字，分裝五百七十六函。這部大書，「凡在六合之內，巨細畢舉，其在十三經、二十一史者，隻字不遺；其在稗史集者，亦只刪一二。」它的體大思精，確屬空前。陳夢雷可說是苦命的人，三藩之亂時，正趕上他回家探親，被靖南王耿精忠脅迫造反，不幹就殺他爸爸，他沒辦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敗，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賣——不肯證明他的清白；又被張冠李戴，誤會成「行賊偽命」的陳昉，所以罪上加罪，被發配到東北做奴隸。過了十六年後，趕上康熙皇帝東巡，把他召回來，叫他陪皇帝的第三個兒子誠親王讀書，在這段優遊的歲月裡，他「目營手檢，無間晨夕」，終於編出了這部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康熙皇帝死後，苦命的陳夢雷又開始苦命了。他所依靠的皇三子誠親王失勢，繼位的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對哥哥的親信們大加整肅，陳夢雷則首當其衝，又被「發遣邊外」，送到了東北。這時陳夢雷已經七十多歲了，他死在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活了八十多歲。由以上杜甫和陳夢雷都讀萬卷書的標準看，杜甫的讀書成績就不如陳夢雷，因為陳夢雷把他的讀書成績用編了大書做為嘉惠別人的展示，可是杜甫就沒有這種效果了。
披沙揀金的好處 ■你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是不是有上承陳夢雷這種心願呢？ □還不止此。在十二世紀，一個偉大的中國有心人鄭樵，在隱居山林、謝絕人事的專事寫作裡，曾立下「集天下之書為一書」的雄心大願，但他五十九歲死去，沒有完成。如今，八百年過去了，這種雄心大願，有賴於新時代的有心人和新時代的出版形態來完成了。新時代的有心人要做「集」舊中國「天下之書為一書」的新嘗試。它的形態所決定的方向，必然是劃時代的方向。 ■這個方向的指標，就是「中國名著精華全集」嗎？ □就是。它的完成，該歸功於遠流出版社的王榮文。王榮文是中國出版史上最有創造性大手筆的小兄弟。五年前，他和我合作，出版「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創造出中國出版史上劃時代的大轟動。四年以後，他寫信給我，說：「香港那邊，臺灣這邊，都整理了無數的國學材料，但幾乎還沒有一個人為現代讀者整理出一套可以讀得下去、讀得懂、包含各方面文化精華的中國名著全集。」因此他相信：「如果能把中國的東西整理出一個定品」，該是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這件事，就是出版「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王榮文把這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逼我來做，要我來「表現這幾十年來海內外研究中國成績的總和」，我相信他把人找對了。我的確是主持這一工作的最佳人選。記得十九年前，我與徐復觀對簿公堂，兩人一邊打官司一邊喝咖啡，談得非常開心。徐復觀心血來潮，說了一段真心話，他說：「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書，念得比我們還多還好，你卻主張全盤西化！如果你來宣傳中國文化，你宣傳的成績一定比我們都好！」徐復觀說得沒有錯，我真是對中國文化最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會看古書，會利用古書、活用古書，古書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為神奇，看古書對現代人沒什麼用處。不幸的是，據我所知，看古書的人，很少不陷入泥淖的，一百個有九十九個，都變成搖頭擺尾的老夫子，思想迂腐而泥古，愈來愈混蛋（年輕時小混蛋，年老後老混蛋），因此我倒了胃口，從不鼓勵人看古書了。但是，如果有好的選本，再有「讀書得間」的訓練，古書中畢竟還有一點披沙揀金的好處，可以給我們活用，問題是誰來主持這一化腐朽為神奇的工作呢？王榮文看出來非李敖不可，李敖也看出來非李敖不可，於是，工作便這麼敲定了：王榮文找對了人，李敖找對了書，徐復觀的一個好夢，居然在十九年後，在我無改全盤西化的大前提下，居然成真了。
「讀書得間」的重要 ■我們相信你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中提供了「好的選本」，但是，你所說「再有『讀書得間』的訓練」，又怎麼提供呢？古話說「鴛鴦繡取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你可不可以多說一點始末，把「金針」「度」給大家呢？ □「讀書得間」是在讀書時能夠讀出書中的「竅」、領會出字裡行間的學問來。英文中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就正是此意。讀書要有這種本領，讀古書更要有這種本領。硬讀古書不行的。許多用功的人，終身「白首窮經」，可是因為方法不得當，結果只變成「有腳書櫥」。最後事倍功半還算是好的，因為他們經常徒勞無功。很多人讀了一輩子書，結果變成老學究，就是一個證明。所謂古書不能不講求方法的硬讀，因為古書中，有許多只是書生理想，並非社會現象，書生在那兒託古改制，你在這邊信以為真，你就上當了。又有的古書中，只是道德法律，也非社會事實，古代的社會事實既有距離，現代的你卻盲目相信，你又上當了。所以讀古書，首先要「辨偽」，辨偽以後，就要區分出來什麼書是書生理想、什麼書是道德法律、什麼書是社會事實。把這些分辨開，再融會貫通、互相印證，才算「讀書得間」。「讀書得間」以後，從而著述，才算「為往聖繼絕學」。否則的話，只是堆砌材料、暴殄文字而已。 ■「讀書得間」是不是就是要把書讀活？把死書讀活？這種讀活，多讀書是否會有幫助？ □不一定。中國的知識分子讀書多的卻也不少，但是愈讀愈混蛋的，卻愈來愈多，這都是因為讀死書的緣故。很多人的基礎，根本是「呆子」，後來念了幾十年的書，變成了「書呆子」，辛苦半生，如此而已。我從前有位老師叫姚從吾，是遼金元史專家，非常用功，最後死在書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書，就好像一隻狗熊進到玉米園裡，折一根玉米夾在腋窩下，左摘右丟，弄了一夜，出園時還只是腋窩下那一根。——他們看過的東西隨時扔掉了！所以讀書無法使他們頭腦變好，反倒變壞。 ■這樣說來，這種人似乎選錯了行？ □選錯了行。 ■可是他們也有著作呢，怎麼辦？ □「隋唐嘉話」裡有這樣一段：「梁常侍徐陵之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今傳之江左。陵遂濟江而沈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為魏公藏拙。』」為了避免這種人「堆砌材料、暴殄文字」，他們的著作，實在該適度予以水葬才好！
一般讀書情況 ■古今中國人中，一般讀書情況是怎樣的？ □大致可分兩派：一派是老學究村夫子派。他們白首窮經，一輩子讀了一些古書，可是他們的方法訓練太差了，又無法接觸到現代新學問，所以用新知治舊學的一套，他們一竅不通。他們雖然一輩子嗜讀古書、勤讀古書，但可笑的是，他們卻讀不懂古書，無法分析古書，也無法綜合出結論和真相。另一派是疑古派。他們是新一代的學者，不但博覽群書，並且會「讀書得間」，處處發現古書可疑、古事可疑。他們的典範作品是編輯「古史辨」和「辨偽叢刊」等，對古書的解釋，他們的功勞很大，成績也頗可觀。但是疑古派也難免有著兩大缺點：第一是疑古過度，往往犯了以書就我的毛病，大膽假設有餘，小心求證卻往往不足；第二是不太能用現代新學問（如天文學、原始社會學）做鑰匙，側面印證古書可信的部分，以致犯了全面抹殺古書的毛病。他們常說這本古書是假造的、那個古人無其人等等，其實不然。 ■請舉一個例。 □以「周禮」（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三冊）為例：「周禮」原稱「周官」，是漢朝劉歆改名「周禮」的。傳說是周公創立的理想政制，所謂「周公致太平之跡也」。因為它是中國政制書中最細密的一本，所以被視為珍寶。「周禮」將官職分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職）、夏官（軍事）、秋官（司法）、冬官（器物製作）六類。列舉每個官職的名稱、職制、人數和職務內容。從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顯然是後代的政治理想，寄託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發揮的。「史記」封禪書中雖然提到過「周禮」，但「周禮」的出現，卻在西漢末年，又因為它的制度與諸經不合，所以被人懷疑是劉歆偽造的，是偽造獻給王莽，以利於王莽的改制的。但是，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來檢查「周禮」，發現倒頗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後人可以憑空偽造出來的。因此，「周禮」從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的價值。因為「周禮」是四萬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說，宋朝王安石變法，便是一例。「周禮」是中國政制的烏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視。疑古派以劉歆偽造「周禮」而把「周禮」一筆抹殺，我就不相信劉歆可以偽造出用現代新學問可以印證出來的古代現象。
疑古派的穿幫 ■疑古派的大膽假設，死無對證，總可自成一說吧？ □不然，死可有對證呢！以「孫子」（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二冊）為例，就可證明了。孫武（前六—五世紀）是春秋時代吳王闔廬的客卿，是兩千五百年前的軍事家，他的著作「孫子」共有十三篇，後來發生了混亂，杜牧說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事實上，「孫子」只有五千九百一十三個字，這就是高誘所說的「兵法五千言」，高誘在曹操之前，可見曹操刪書之說，是不對的。因為「孫子」發生了混亂，孫武也就在疑古派眼中，出了問題，他的身世，遭到懷疑。其中最主要的有兩種：第一種是懷疑根本沒有這個人；第二種是懷疑他和戰國時代的孫臏為一個人。像錢穆就是靠後一種說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的古墓裡，出土了古代兵書，內有「孫子」，證明了這種懷疑，都是站不住的。出土的古書竹簡中，有漢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曆譜，可以斷定這批竹簡是兩千一百年前就已流傳的文獻；又由於竹簡中用字不避漢朝皇帝的諱，又可以斷定竹簡的古書，都早於漢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戰國，不過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統一思想，沒人有閒工夫造假書，所以竹簡中的古書，都是戰國以前的原裝貨，應無疑義。所以「孫子」確有其人其書，已是鐵證，只是古本今本有異文耳！古代流傳的「孫子」書——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孫子」書——即竹簡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處不同的，也多是虛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孫武傳」六篇，可補今本「孫子」的不足。古書死有對證，竟有趣如此！以這一死有對證的另一當事人孫臏為例，更可再對照一下：孫臏（約前三八０—約前三二０）的身世，在「史記」裡說得很明白。「史記」說：「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世傳其『兵法』。」這明明是說孫武有孫武的「兵法」，孫臏有孫臏的「兵法」。但是後來孫臏的「兵法」失傳了，由曹操在注「孫子」時，已經隻字不提孫臏的情形看，可能在漢朝末年，孫臏的「兵法」就已見不到了。就因為如此，所以後人就附會起來了，認為孫臏即孫武這個人、孫臏「兵法」即「孫子」這部書，一切都二合一起來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二號漢墓出土，竹簡中赫然有「孫子」，也赫然有孫臏「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二冊）疑古派這種笑話，在「尉繚子」上，又有了外一章。尉繚（前四世紀）的「尉繚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但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二號漢墓出土竹簡中，有古書「尉繚子」。「尉繚子」一直被許多大牌學者如錢穆等人懷疑是後代假造的書、是偽書，並且說得頭頭是道。但是這批竹簡一出土，證明了真金不怕眾口鑠，大牌學者也者，不過大言欺人而已（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二冊）。以上所說，無非是說老學究村夫子派固然不會讀書，疑古派雖然比老學究村夫子派高明，也難免被死有對證一番。——這大概是古人死不瞑目，因而如王安石所說的「死屍能報仇」了。
俞樾「土法煉鋼」 ■這樣說來，古今中國人中，一般讀書情況是不怎麼高明了？ □大體上說，實在不敢恭維。當然有些個人是不乏會讀古書的，像俞樾，就是最突出的一位。俞樾是清朝進士，咸豐年間因為「命題割裂」，被革職為民；又因為「故里無家」，就在江蘇蘇州住下，後來到各地講學三十年。他「生平專意著述」。每一年下來，都「有寫定之書，刊行於世」，中國像他這樣勤勉而每年有成績出來的作者，實在少見。他活了八十六歲，全部著作收入「春在堂全集」（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六冊）。俞樾的名著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古書疑義舉例」出得最晚，寫得也最爐火純青。這書共七卷，把古書疑義分類寫成八十八條，用前無古人的科學方法，使人們知道如何認識古書。劉師培說這書「發古今未有之奇」，可謂定評。這書後來引得劉師培、楊樹達、馬敘倫、姚維銳等的仿作補作，影響極為深遠，俞樾雖然能夠「讀書得間」，但是，他因為沒有現代新學問的光照，全部的努力，仍是支離的「土法煉鋼」的成績而已。這一教訓，清楚的告訴了我們，沒有現代新學問的光照，讀古書也有瓶頸的。此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傳統下來的書的結構與素材，都有嚴重的問題。
工具書與方法學 ■結構方面，好像都是擠成一團，頭緒很亂、很難讀，是不是有工具書就好一點？ □工具書是任何知識分子所必備的書。像辭典、年表、年鑑、百科全書、手冊、索引，以及一些必備的「非書資料」（non-book materials）等。在研究和閱讀上，雖然有所謂「個人需要」（individual needs）的不同，但就運用工具書一點上，卻沒有各行各業的分別。所以工具書在所有書中，應該列為第一優先。選擇工具書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容易找到」（easy to find）你所需要的答案；一個是「容易了解你容易找到的」（easy to find what you find）答案。不合於這兩個標準的工具書，都不算是好的工具書。儘管它很有名，可是它卻使你頭痛。若舉一例：「康熙字典」便是，這書實在犯了難找的毛病。（但這種毛病，發生在笨頭笨腦的古人身上，猶可說也；發生在現代人身上，就太不可說了。你看看張其昀監修，林尹、高明主編的「中文大辭典」，你會驚訝的發現，這部以抄襲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為骨架的書，竟也發生「康熙字典」式的毛病，你說這些老骨董多笨！）辭典以外，工具書中的「年表」一類，縱貫古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給人清楚的頭腦和時間的觀念。中國舊式的編年一類書，因為採取甲子干支紀日，時序檢核，十分麻煩。又以曆數屢變，常常需要推算，可謂不科學已極，所以都不能用。我看中國傳統留下來的工具書都不合用。總之，從工具書上去讀書，是有它的限度的。要「讀書得間」，工具書不夠。現代新學問反倒是最重要的。我以「儀禮」（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四冊）為例。儒家提倡禮治，關於禮的典籍，流傳了三種「經」和一大堆「記」，三種經是「儀禮」、「周禮」和「禮古經」。其中「禮古經」失傳了。「儀禮」和「周禮」傳說是周公作的，實際是戰國人的作品。「儀禮」是宗教儀式、政治儀式的總集，今本包括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服、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十七篇。多半都是士的禮。這些都是古代禮的節目單。古代的貴族們一舉一動都有一套規矩，這些規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華，使當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於是就請專家們來幫忙，這種幫忙，叫做「相禮」（輔導別人行禮）；這種專家，就叫儒。相禮相得多了，就累積出節目單來，到時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這種節目單的總集，就是「儀禮」。節目單最多的時候，多達五十六篇，後來丟了三十九篇，只剩十七篇，就是流傳到今天的「儀禮」。「儀禮」是十三經之一，歷來把它神秘兮兮的捧著，其實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來看，毫無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只因它列名於經典之中，而經典早已在歷代中國人的意識裡，形成了崇高神秘的地位，大家不敢深究，並且限於治學方法，也無法深究。從而對古人的觀點與真相，簡直無法了解，眾說紛紛，其實只是附會或猜謎而已。由於近代方法學的進步，用這些間架，移做整理古書，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古人的說經也好、解經也罷，種種無法求得的答案，多可用新方法學迎刃而解。
分類與走運 ■這樣看來，中國傳統下來的書，它的本來面目好像都給做了手腳了，讀這些書，還得先來一番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功夫才行？ □對了。中國傳統中的一團雲霧，先在圖書分類上，你就先思過半矣。中國書的分類，最流行的，是四部（經、史、子、集）分類。四部分類從東晉以後通吃，變成了典型的圖書分類規範。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這種分類是相當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經部」為例，「經部」的一部分，近於百科全書式的總集，應分入總類、文學類、歷史類，其他部分（像「論語」、「孟子」），應分入「集部」（個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為例，體裁上分正史、編年、別史、雜史、載記等，全無道理與必要，其他詔令應分入法律類，時令應分入天文類，目錄應分入總類；以第三部分「子部」為例，老莊申韓等家，其實與「論語」、「孟子」無別，都應分入「集部」，其他譜錄中草木蟲魚應分入植物類、動物類，類書應分入總類，小說應分入文學類；以第四部分「集部」為例，「經部」、「子部」分過來的書，多可分入哲學類、法律類、文學類。……總之，四部分類，大體上說，「經」「子」「集」多是一類，「史」是另一類，四部分類實在只是兩部分類。分類、分類，分了半天類，最後只分了兩類，所謂分類，分了等於沒分，這叫什麼分類！以「孟子」（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十七冊）*為例，孟軻自命是孔丘的傳人——「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他說：「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這是十足以聖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結論是：「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這又是十足以道統自承了。雖然這樣，在身分關係上，孟軻卻只不過是孔丘孫子子思的學生中的學生而已。但是，到了唐朝，韓愈推崇孟軻是直承道統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廟；到了元朝，他被封為亞聖；到了明朝，因為明太祖不喜歡他，吃了一點蹩；後來就一直風光，直到今天了。「孟子」一書共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個字，在內容上，理直氣壯固多，理不直氣壯也不少。中國人推理不合邏輯，受孟軻的影響應該不少。這部有影響的書，在圖書分類中，在北宋以前只是子書，宋仁宗後，才升段為經書，真是愈來愈走運了。走運雖然走運，但卻成了中國圖書分類胡來的一個樣板，中國人在思考上一塌糊塗，由此暴露無遺。
源遠流長的大功德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維口述的「給女作家陳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說：「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長子揚和寄來帶有燈光的放大鏡，強能看書。我發現讀了幾十年的書，卻往往有許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輕時看書看不懂，我認為腦筋有毛病。現在看書看不懂，我認為書有毛病。陳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歐洲回國，往見他父親（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對他說：『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興你懂得很多種文字，有很多書可看。我只能看中國書，但可惜都看完了，現已無書可看了。』寅恪告別出來，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國書籍浩如煙海，那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歲左右，我又見到他。他說：『現在我老了，也與夏先生同感。中國書雖多，不過基本幾十種而已，其他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我很懊悔當時沒有問他到底是那幾十種書。」對俞大維這些話，你有何看法？ □我覺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見地的，難怪陳寅恪後來和他同感。他們兩位，都是博極古書的人，最後竟有這種高明的覺悟，是很可注意的。蘇雪林「文壇話舊」中記聞一多，也有類似的情況。蘇雪林說：「別人鑽故紙堆，愈鑽愈著迷，終於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張中國文化是世界第一。聞一多早年時代何嘗沒有這種冬烘臭味？可是，現在的他卻是奇怪，竟與從前的自己走著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聯大一部分學生舉行了一個歷史晚會，張奚若、吳晤、雷海宗均有演說。聞氏曾說：『剛才張先生說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懷。中國這些舊東西我鑽了十幾年了，一個一個字都弄透了，愈弄就愈覺得「要不得」，現在我要和你們「裡應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對友人說：人家見我終日讀書，『以為我是蠹魚，卻不知我是殺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還恨那故紙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夏曾佑、陳寅恪、聞一多的覺悟，都是真正深知「中華文化」後的覺悟。陳寅恪說：「中國書雖多，不過基本幾十種而已，其他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俞大維「懊悔」當時沒問陳寅恪「到底是那幾十種書」。我想，我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問世，已代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由於我的精挑細選，我的確已「把中國的東西整理出一個定品」，我化朽腐為神奇，終於給中國人提供了一點披沙揀金的好處，「集」舊中國「天下之書為一書」，這真是源遠流長的大功德了！（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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