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書新見

    清朝的張文襄公（之洞）在他的名著「書目答問」後面，曾有一段「勸刻書說」，其中要求「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學問不足過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書一法」。他進一步指出：「但刻書必須不惜重費，延聘通人，甄擇秘籍，詳校精雕，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豈不勝於自著書自刻集者乎？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

    張之洞這段話，很能道出前人編刻叢書的心理，這種心理不外是「欲求不朽」、「傳先哲之精蘊」、「啟後學之困蒙」、「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這種心理，九十多年下來，除了說法、名詞有所更動外，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但究竟由於時代的演進，使今人對於叢書，又多了三點意義：

    一、戰亂的連續，使文物蕩然，所以搜集典籍，盡量予以流傳的要求，更加迫切；

    二、新知的進步，使治學方法與取材標準，與前人不同，所以輯刊叢書的觀點，也不得不與前人有其同異，而不得不選取「新瓶裝舊酒」的方式；

    三、印刷術的進步，尤其是影印技術的進步，使刊布圖書的方法根本改變，同時也改變了「珍本」、「秘本」、「孤本」等骨董觀念，使古代典籍不復成為某一階層人的獨得之秘。

    由於增加的這些新的意義，使今人從事這一任務，自不能沿襲前人的手法，換句話說，再沿襲前人的手法編刊古書，就難免有落伍之譏了！

    所謂前人的手法，最突出的一例，就是講究版本之說。對古書，非不可講究版本，但為一二校勘之便或幾個異文訛漏，就把一部書的功能和流傳性絞殺，則顯然是舊式藏書樓主的行為；同樣的，為了講究版本之說，整天光刊些無甚價值的僻書，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競賽」的常見經史之類，也不能不說是舊式版本學家的流毒，對鑑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業，為功究屬狹窄。

    當年黃堯圃的學生，曾有過書無庸講本子的議論；俞樾的學生（章太炎）也提過讀書何必講究版本的疑問。這些見解，都是從「取其大者」的角度，來從古書選材的，他們並不斤斤於「輿薪之不見」的癖好，當然也反對先以偏為務，再以偏概全的專家孔見。

    新時代整理古代典籍的標準，不應該以骨董式的版本為尚，也不該以鑑賞、校勘的用度為足，而該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務印書館的宋本「資治通鑑」，就沒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鑑賞和校勘上，雖然有它的價值，可是在普及和實用上，就遠不如它的重排本「資治通鑑」；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的無疏單注的五經，在普及和實用上，也遠不及藝文印書館的阮刻「十三經注疏」；同樣的，「仁壽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監本「史記」，在普及和實用上，也遠不如黃善夫本或殿本或瀧川會注本，這些例子，都說明了版本的考究，並不就是弘揚了文化。

    除了避免以版本問題影響普及和實用外，書籍的選擇也是一個重要的項目。過去中國的圖書，都是在「七略」和「四部」裡打轉，本身是粗疏的、混亂的、偏頗的，並且是矛盾的。例如所謂「經」、「史」、「子」、「集」四部，儒家的書何以獨尊為「經」？而不同併為「子」，更進一步說，「子」又與「集」何殊？豈不都是個人才華的表現？並且，古人尊經等觀念，又無形中壟斷了其他學術的均衡發展，演變至今，在現代新知的光照下，許多書，古人所貴者，如今看來已是斷爛朝報；又許多書，古人所賤者，如今看來卻價值無窮。如今我們回首古籍，並不是止於把它們進一步分類（如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或杜定友「杜氏圖書分類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陣就算完事，而該大力發掘並認定真正值得現代學術「獺祭」的典籍，否則的話，只是引今泥古而已，離玩物喪志，也就不很遠了，「學術」云乎哉！

    古書的重印，除了版本和選書以外，由於現代印刷術的進步，在規格上，又不得不注意配合時代要求，線裝薄面也好、綢函絲訂也罷，早已都是落伍的玩藝，都不應該再予以考慮。在國際標準的圖書館中，甚至平裝書都在不受庋藏之列，我們怎麼能再抱殘守缺，開時代倒車？所以無須採用舊式裝訂的方式，自無疑義。

    中國近代的戰亂不斷，圖書上的損失早已無法估計，不論無意的被焚於兵禍，或是有意的聚毀於七塔，對文化而言，自屬有害無益。今天我們得現代印刷術之便，又趕上今日世界以研究「漢學」為顯學，乘機多刊印一些普及而實用的典籍，該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中華古籍叢刊」的問世，在取捨定奪方面，大致與上述主旨相近。有現代眼光的知識分子，必然會對這部叢書的選刊，有所肯定。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四月三十日

　

〔附記〕這是我十一年前，為「中華古籍叢刊」寫的序，原題「『中華古籍叢刊』緣起」，現在改名。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