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胡適評傳」

　

　　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的三月一日，我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從讀『胡適文存』說起」（現收入「胡適研究」，改題「關於『胡適文存』」）。文章發表後一年一個月，胡適從美國回來，約我到錢思亮的家裏，跟我說：「呵，李先生，連我自己都忘記了、丟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

　　那時我已有給他寫本傳記的意思，但是我一直沒跟他提起。我只提到幾部批評他的書，像李季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葉青（任卓宣）的「胡適批判」譚天的「胡適與郭沫若」等。對譚天的「胡適與郭沫若」，他根本不知道有這本書；對葉青的「胡適批判」，他回憶說：「二十多年前葉青寫完了這部書，寄了一套給我，要我答覆，我本來寫好了一封信答他，後來一想：葉青在書裏說我不必蓋棺，論就定了，在他眼中，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還能說些什麼呢？所以我一直沒有理他。」

　　如今，七年過去了，胡適之從生龍活虎轉入墓草久宿，從聲容笑貌變成一棺孤骨。但是，每當我在南港的高壓電線底下，走上了胡適的墳頭，我都彷彿聽到一種熟悉的聲音在向我感嘆：——「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還能說些什麼呢？」

　　於是，我又撿起七八年前的心願，想給胡適寫部傳。不過這回不再是一本了，我決定給他寫一部十本的大傳記，我要用這一百二三十萬字的大傳記，讓「死掉的人」重新「活過來」，讓他重新「說些什麼」（註一），也讓我們「說些什麼」。

　　我所以發憤由我來寫這部傳記，另外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看到別人遲遲不肯動手，或做得實在令人不滿意。在胡適生前，我讀過胡不歸的「胡適之先生傳」；在胡適死後，我看過毛子水的「胡適傳」。這些簡陋的傳記都出於胡適的學生之手，基本的姿態都是維護他的，或是只有頌揚沒有批評的，同時在史料處理方面又過於粗疏，難免有很多錯誤。

　　十多年來，我遍讀有關胡適的一切著作，深覺不過是兩類而已：一類是近於酷評的（ diatribe）；一類是過度頌揚的（eulogy）。兩類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嚴格的方法訓練去接觸史料、解釋史料。於是，旌旗開處，胡適一出場，喊打與叫好之聲此起彼落，胡適一方面被罵得天誅地滅，一方面又被捧得縮地戡天。結果呢，雙方的感情因素是滿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卻不是真正的胡適之！

　　英國的大政治家克倫威爾曾罵給他畫像的人說：「畫我須是我。」（ Paint me as I am）這句話，可以給任何想給別人「畫像」的人做為警戒。胡適之不是輕易被了解的人，所以他也不容易被論斷，沒有受過嚴格的方法訓練和史學訓練的人，沒有學會呼吸新時代空氣的人，是沒有辦法給他「畫像」的。

　　做為一個對方法訓練和史學訓練稍有所知的人、做為一個對新時代空氣稍曾呼吸的人，我現在自告奮勇地來做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僅是「畫」胡適之的「像」，並且還要畫這個時代的像，我要畫出這個時代裏的大舞台、畫出它的喜劇和悲劇、畫出劇裏的主角和配角、畫出它的場地的布景、畫出布景後面的眾生相，也畫出戲台前面的千萬隻眼睛。

　　所以，可以這麼說，這部「胡適評傳」，不該單是胡適之個人的評傳，它是時代的評傳，它是以胡適為主角之一的時代的評傳。

　　所以，很可能的，許多人看了這部評傳會感到驚訝駭異，從正文來看，它可能是文學的；從腳註來看，它可能是歷史的（註二）；從夾縫來看，它可能是無孔不入驚世駭俗的。它的結局是：君子既不喜歡它，小人也不喜歡它，只有跟李敖一個調調兒的，才會喜歡它。

　　但這都沒關係，這都不影響這部評傳的方向和進度，一個載浮載沈的傳主，被一個亂蹦亂跳的作者來寫他、晝他、捧他、搥他，這該是中國傳記文學史上的新嘗試。——只有在新時代裏才能肯定這種嘗試，只有這種嘗試才能延伸另外一個新時代。

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四）二月二十四日胡適死後二周年的深夜

　

註一：我熱烈希望凡是和胡適有關係的人，都能幫助我這個使他「說些什麼」的計畫。這意思就是說，凡是知 道或保存有關胡適的言行、文件、信札、圖片、稿本等材料的人，都歡迎能夠提供、惠借，好使這部評 傳增色。在傳記文學不發達的中國，在這個動亂的時代，試問能有幾部一百二三十萬的傳記來收入你所 知道或保存的材料？所以請你不要錯過這個廣布流傳的機會。

註二：我盡量不在正文裏摻入繁瑣的歷史考訂，我的目標是「正文輕快，腳註詳細」。這種做法是一種費力不 討好的工作。我所以不能放手寫文學式的正文，而要兼顧歷史性的腳註，乃是因為有關胡適的基層史料 工作還沒有人做好，所以我不能自自在在的走史特拉齊（Lytton Strachey）、莫洛亞(Andre Maurois ）等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