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研究」前記

　

    胡適先生死在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三點鐘，我寫下了這幾段文字：

    「別看他笑得那樣好，我總覺得胡適之是一個寂寞的人。」

    在「播種者胡適」裡我寫過這麼兩句話。今天傍晚，這個「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恆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臉孔，也聽不到罵他的聲音。在天路的歷程中，他轉入了苦難的煉獄，——他是一個戰鬥的人，那才是他戰鬥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十月九號給他的信。有一段說：

「我覺得你有點老憊，虛榮心與派系觀念好像多了一點，生龍活虎的勁兒不如當年了，對權威的攻擊也不像以前那樣犀利了。」

    在我這封信前兩天，他寫信約我去南港「玩玩」；在我這封信後二十天裡，他先託姚從吾先生帶了一本小說送我，不久又轉給我一封信。可是他沒收到我的覆信，也沒見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兩年十個月來，我一直沒見到他，當然再也不會見到他，——一個最能播種的人兒，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種子了！

這幾段文字寫好後，我並不打算發表，所以我改寫了一篇「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發表在三月一日的「文星」雜誌裡。

                 ﹡                     ﹡                     ﹡

       胡適先生走進「地獄」後，眼看就快兩年了。兩年來，真可說是一個既「冷漠」又「吵鬧」的局面。

    何以說「冷漠」呢？這是專指胡適生前圍繞在他周圍的人說的。他們這批人，在胡適生前儼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門生、乾女婿，是「蟠龍大花瓶」的贈送者，是生日酒會的拜壽者，是「胡適合會」的「標會」者，……可是在胡適倒下以後，幾乎在「屍骨未寒」的當兒，他們就變成了「不認得耶穌」的「彼得」。「新約」路加第二十二章裡，有這樣的故事：

    他們拿住耶穌，把他帶到大祭司的宅裡。彼得遠遠的跟著。

    他們在院子裡生了火，一同坐著，彼得也坐在他們中間。

    有一個使女看見彼得坐在火光裡，就定睛看他說：「這個人素來也是同（耶穌）那人一夥的。」彼得卻不承認，說：「女子！我不認得他！」

    過了不多的時候，又有一個人看見他，說：「你也是他們一黨的。」彼得說：「你這個人！我不是！」

    約過了一小時，又有一個人極力說：「他實在是同那人一夥的，因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說：「你這個人！我不曉得你說的是什麼！」

    正說話之間，雞就叫了。主（耶穌）轉過身來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對他所說的話——「今日雞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他就出去痛哭。

這真是一個含義深長的故事！這個故事在耶穌死後一千九百年，居然在臺灣來了一齣全新拷貝——胡適的親愛的「彼得」們，紛紛露出了他們的嘴臉，他們和當年彼得不同的一點是：彼得還會羞慚痛哭，還會在日後做個傳布耶穌思想的使徒，可是他們呢？他們都不會，他們只會在胡適的生日忌日裡來一番「告朔餼羊」，對遺照三鞠躬以後，一哄而散，坐車回家。

    記得胡適死後不久，胡虛一先生在「民主潮」第十二卷六期（五十一年三月十六日）裡，翻譯了一篇「民主政治的兩種觀念」，他在譯後記裡有這樣一段話：

這幾年來，別以為有那麼多人圍在他的身旁攪什麼獻花祝壽的熱鬧事，也別以為有那麼多的男記者女記者把他當作「花邊新聞」的採訪對象，而我卻體會到胡先生的心之深處，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憂憤的！為什麼？這可從胡先生這些年來的處境想像得到的。近幾年來，胡先生固然是個人自由主義的象徵，但他也日益成為一個所謂「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聲譽，也是漸漸地為點綴這點可憐的所謂「自由民主」糟蹋得不成樣子了！君不見許多懷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們的談話中，充分流露出他們「對胡適的失望」。雖然如此，可是「圍剿胡適」之浪潮，卻仍是一波一波地湧過來。而更可「悲」者是，「桃李滿天下」的胡先生，他的門生高足，際此「圍剿胡適」的風暴聲中，竟都只會為他開祝壽會，除了一個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挺身出來說幾句外，很少有人挺身出來為「胡適思想」做一是非辯的！你想：胡適先生怎麼會不覺得心靈孤寂而憂憤呢？

胡虛一先生這段感嘆，還只不過是專指胡適臨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現在胡適死了快兩年了，在這兩年裡頭，胡適的「門生高足」更是安靜得可愛了，他們安靜地看著，看著那個「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來開創一個「吵鬧」的局面。

＊                 ＊                ＊

    所謂「吵鬧」，應該從頭說起。

    民國五十年的年底，我應「文星」雜誌編者的邀請，為他們寫了一篇「播種者胡適」。這篇文章帶來了大是非和大麻煩，進而釀成了一次大筆仗，後來這次筆仗分成了兩個圈圈，一個圈圈是「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的論戰」；一個圈圈是「關於播種者胡適的論戰」，前者的主要對手是徐道鄰先生和胡秋原先生；後者的主要對手是葉青（任卓宣）先生和鄭學稼先生，大家打做一團，十分熱鬧。

    在「播種者胡適」發表以後，贊同或變相支持我這篇文章的人很多，例如香港「自由報」的社長雷嘯岑先生（馬五先生），「中國學生周報」中的若蘭先生，「展望」雜誌中的孟戈先生，臺灣「作品」雜誌中的蘇雪林先生，「民主中國」雜誌中的牟力非先生，「文星」雜誌中的王洪鈞先生、東方望先生、田尚明先生，……都是形諸文字的例子。此外在口頭上面、書信方面，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和同調。

    當然相對的，反對我的浪潮也就澎湃而來，它們的大本營就是我所謂的「三大『評論』」：「政治評論」「民主評論」和「世界評論」。在這些刊物上，我陸續遭到許許多多的攻擊和謾罵，可是我實在懶得理他們。對「播種者胡適」的問題，我只寫過一篇「為『播種者胡適』翻舊帳」的文字，來答覆葉青先生和鄭學稼先生，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我一概不理。即使葉、鄭兩先生，我也只答覆一次，當他們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馬槍的時候，我也懶得辯駁了。

    我為什麼不再答覆葉青先生和鄭學稼先生？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我覺得對這兩位先生，從文字上枝節上跟他們辯論是沒有用的，也是不能了解他們的。要了解他們必須從他們的「基本思路」（primordial motives and images）上一刀扎下，從「基本思路」上來探討他們寫文章時的理論背景和「心理運作」（mental operation）的過程。當我對兩位先生過去的歷史有所了解之後，當我恍然大悟他們的「前期快感」（fore-pleasure）是什麼主義以後，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說：「算了罷！放他們去罷！」

＊                      ＊                      ＊

    談完了「冷漠」和「吵鬧」兩個局面以後，我覺得我該談談「播種者胡適」本人。我先抄「世界評論」第十年第五期（五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周伯達先生的「現階段中西文化論戰之平議」裡的一段話：

文星第五十四號還有胡頌平先生底「適之先生康南耳君傳的最後校改」一文說：「先生又給我十二本未曾校改的康南耳傳，一張便條，用紅原子筆寫了下面的字樣：『校改本，送給徐高阮、毛子水、臺靜農、姚從吾、臺大圖書館、成功大學圖晝館、李敖，蔣孟鄰、沈宗瀚、錢天鶴』。先生吩咐我：等這兩天院士會議忙過後，請你照我最後的校本改正後，分送給他們。」據胡頌平先生說：這大概是胡適之先生逝世前一天五時四十多分鐘的事。從這件小事，我們可以看出：李敖這位年輕人，在胡適之先生心目中的分量，可能還在蔣孟鄰先生之上，因為胡適之先生用紅原子筆寫的次序，是先寫李敖，而後寫蔣孟鄰的。關於這件小事，我祇能做如下推斷：其一、李敖與胡適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關係；其二、是李敖所作的「播種者胡適」（本年一月一日）及「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本年二月一日）這兩篇文章，深為胡適所賞識。否則，胡適恐不會這樣看重他的；即令李敖為胡適的世交晚輩，也必是胡適認為這兩篇文章作得好才如此的看重他的。果真這樣，那豈不可見胡適之先生也在鼓勵青年人如李敖者罵人嗎？我相信今後注重考據的人，或許會考出這個秘密。

這段令人發笑的「推斷」，簡直荒謬得不值一駁。其中有一點，所謂胡適「深為」「賞識」我這篇「播種者胡適」的問題，我覺得大可不必請「今後注意考據的人」來「考出這個秘密」了，請讀讀楊樹人先生的文章就得了。楊樹人先生在今年二月一日的「文星」七十六期上，發表了一篇「回憶一顆大星的隕落——記胡適之先生最後的三年」，裡面有一段寫胡適先生對「播種者胡適」的不高興：

一天下午，我應召去他市內的寄寓，商量一件公事。我很快的結束談話，好讓他靜養。可是他止住我離開，從書架上取下一本雜誌，問我曾否閱讀這最近的一期。我知道這又是一樁淘氣的事，我急忙設法推開，我說：「先生，我現在的範圍很窄，是凡與我本行無關的，我就懶得看它！」

「不，你應該看看這一期。」他一面說，一面打開雜誌指給我看，並且拿起一支原子筆準備畫。「你看，這說的什麼，這樣的輕佻浮薄！再看這兒，簡直瞎鬧。這還算是捧我場的一篇！」他一面指給我，一面用筆把他批評的地方畫出來。情緒已是頗不開心。

這大概就是周伯達先生所說的胡適先生對「李敖這位年輕人」的「深為」「賞識」罷？

    據錢思亮先生告訴我，胡適先生死後，他整理遺稿，發現了一封胡先生讀了「播種者胡適」後寫給我的信，可惜這封信因為被胡先生的近親好友「妥為保管（封鎖？）」了，所以直到今天，我這個收信人還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這篇「播種者胡適」會三面不討好：罵胡的人會說我捧胡，捧胡的人會說我罵胡，胡適本人也會對我不開心，這都是無可奈何的事。

    好在我是搞歷史的人，搞歷史的人只曉得追求歷史的真相，不計其他。胡適先生是我們這個時代裡的一名朝山香客，他的所作所為、他的真面目，都對我們這個時代有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值得一個搞歷史的人去結一結帳。基於這個理由，我除了寫一部「胡適評傳」外，決定再印行這本「胡適研究」。

＊                      ＊                      ＊

    這本「胡適研究」，共收了我自己七篇文字：第一篇就是「播種者胡適」，這是一篇重要的文字，一篇「禍首」。第二篇是「為『播種者胡適』翻舊帳」，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可惜這篇文章寫完那天，正是胡適「遽歸道山」的日子，胡適生不及見，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這兩篇文章都有許多和它們有關的文字，可是限於篇幅，我只能挑出八篇，做為附錄。

    第三篇「三人連環傳」，是寫梁啟超、胡適、徐志摩三個人的。這種連環寫法，也許可給傳記文學開一個有趣的例子。

    第四篇就是「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最為某些人所欣賞，他們覺得能用這樣少的字數、刻畫出這樣多而深刻的意思，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對這篇文章也頗得意。不料居然引起讀者劉星先生的誤會，在報上痛罵我，我只好把這種批評，請到這篇文章的背後，做為附錄。

    第五篇「胡適對蘇俄看法的四階段」，是寫胡適的一段思想變化的歷史，可算是「胡適評傳」中的一小節，這段歷史，我在「胡適評傳」中還要細細寫到它。

    第六篇「關於『胡適文存』」，是一篇「特殊的」書評。最初登在「大學雜誌」，後來刪了一部分，改登「自由中國」。這本是我高中二年級時候所寫的一篇文字。胡適先生後來告訴我說：「雷震特別寫信給我，推薦你這篇文章。」

    第七篇「評介『丁文江的傳記』」，也是一篇書評。對這本書缺點的指摘，我本已寫了一封信給胡適先生，可是他在出版時都沒有改正，我頗為失望，也頗覺得他在這一點上未免不夠虛心，他只是笑嘻嘻地跟我說他看過我的信了，如此而已。總之，對「丁文江的傳記」這本書，我覺得它是一本缺陷很多的傳記。

＊                                 ＊                  ＊

    編完這本小書以後，我感到一種輕快。胡適先生跟我壓根兒沒有什麼「深厚的世交關係」，我也不是張鐵君發行的「學宗」（三卷二期）中所稱的「被胡適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但胡適跟我之間，有許多緣分卻是事實。這些事實將來我總會把它們寫出來，不過那也許要在「天下太平」之後。現在我只把這本「胡適研究」先印出來，用來懷念這個去世已經七百多天的老人，一位時常要對我皺眉頭的「老朋友」。

五十三（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在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