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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文章如滾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黑髮文豪書桌上， 慣看秋月春風。 一瓶啤酒醉相逢， 上下古今事， 都付笑談中。 ——改寫「三國演義」題詞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的七月裡，在臺灣島上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從七月二號開始的「秀嫚信箱」，由劉秀嫚執筆，發表在「中華日報」；一件是七月五號開始的「上下古今談」，由李敖執筆，發表在「臺灣日報」。我所以說這是中華民國的兩件大事，就因為這兩個專欄的主持者都是名人：一位是名女人，是美國選美場合中的東方美女；一位是名男人，是英國「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中稱道的「一個得人心的英雄」（a popular hero）。如今這一女一男，不約而同，在哥德所謂的「戀愛季節」（五月）之後兩個月，分別在報上宣傳人生的大道理，這不是中華民國的兩件大事，又是什麼呢？ 提到劉秀嫚，我曾寫文章戲呼她是「最使我著迷的美人兒」，不料這話引起了大謠言，——這個社會不允許男人純粹有「著迷的自由」。謠言說到劉秀嫚和我正在「鬧戀愛」，臺灣北部的報紙和東部的報紙，都有文章來捕風捉影，非常好玩。去年十月三號，「中華日報」上有洪敬思先生的一篇「從絢麗歸平淡——劉秀嫚棄虛榮」的報導，就「傳說她跟李敖在鬧戀愛」一點上，有段話說：
對這一點記者先生派給我的好福氣，我只能說，到現在還不是真的。 今年二月二十五號，我從臺中打官司回來，在車上又看到「中華日報」（又是「中華日報」！）記者劉一成先生的專欄——「婚謠困擾劉秀嫚」。裡頭說：
照劉秀嫚這種說法，我李敖真覺得我自己「罪孽深重，不自殞滅」，亂寫文章搬弄，以致禍延我們的美人兒，實在該罵，——該被劉秀嫚的前校長居浩然先生罵。挨罵以後，我會大徹大悟，此生絕不再把「最使我著迷的美人兒」的名字透露，咱要把她的名字「長捐心底」，永遠偷偷摸摸的，那才好。 劉秀嫚在「中華日報」的專欄，似乎發展得並不順利。斷斷續續，最近好像又停擺了，這是很可惜的事。我所以說它可惜，理由很多，我必須加以進一步的解釋。 所謂「秀嫚信箱」，它的真正意義不單在「信箱」的執筆人寫些什麼，同樣重要或更重要的，是「信箱」執筆人以她的身分和地位向人們宣示些什麼。換句話說：「秀嫚信箱」的意義，不止於普通的一個「信箱」主持人的意見表達。它的意義，是告訴人們「劉秀嫚的意見」，告訴人們以我劉秀嫚的身分和地位，要說些什麼。 這種分際，就是一個「普通人說」或「什麼什麼『夫人』說」，跟「劉秀嫚說」的分際。它們對群眾的影響力，是絕對不同的。換種說法，就是「劉秀嫚說」的影響力，要比一般阿貓阿狗的「方塊」或「信箱」來得大；劉秀嫚的「說服力」，要比一般文字的效果來得多。 劉秀嫚的重要就在這裡，而她的苦惱也就在這裡。 劉秀嫚為什麼苦惱呢？我沒有跟她個別談話的機會，也沒「訪問」過她，對她的苦惱，只有憑我對女人的老練來「猜」。這種「猜」出來的結論，可能距事實極遠，但總不失為一種「大膽的假設」，因此我仍願公布我這些「猜」出來的判斷。 我「猜」劉秀嫚的「信箱」發展得並不順利，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寫文章的訓練不夠、思考問題的訓練不夠，因此她執筆寫文章、答問題，只是普普通通的老生常談而已，並沒有太多的真知灼見。我們試看她的幾篇專欄，如七月二號的「孝道與學業」、七月四號的「不要生老師的氣」、七月十六號的「幫助孩子改過吧！」、七月十八號的「一分鐘與一生」、七月二十七號的「又快又充實」等等，只不過都是些平平的文字，甚至還有一些不自覺受傳統影響而發生的錯誤觀念。這些表現，時時追求進步的劉秀嫚自己，也許會感覺出來，於是 她對自己的意見也未免不滿意，或者眼高手低力不從心，因而她的文章，未免距她的美麗過遠，跟她的風華絕代太不相稱，再這樣寫下去，實在難逃「用非其長」之譏。在這些情況底下，「秀嫚信箱」發展得不能順利，應該是很自然的事。 我做這些「猜」想，並沒有責備劉秀嫚程度不夠的意思。恰恰相反，我非常肯定她的程度。劉秀嫚比起今天一般大專學生來，她的程度——各方面的程度——實在很不錯。「很不錯」三個字，出自刻薄寡恩的李敖之口，任何人都可知道這已是很捧場的話了。以劉秀嫚的努力、上進、謙沖、重感情、不改本色、不忘貧苦大眾，……她可說是年輕一代的「小聖人」。對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小偶像，我們似乎沒有再多所責備的理由。 但是，對劉秀嫚今天所處的地位來說，我老是覺得她可以多做點什麼，更積極的做點什麼。她對群眾的意義，不該只是一個「孝順的孩子」、一個「努力的大學生」、一個「技巧熟練的廣播節目主持人」，或是一個「小周璇式的女歌手」。她個人的行動，除了表演、訪問、勞軍、剪綵、廣播劇、散發簽名照片等等以外，似乎應該更進一步，為廣大的中國群眾做點更積極而有意義的好事。只有這樣發展，才更能配得起她的善良和美麗、才更能襯得住她那塊「中國小姐」「環球小姐」的招牌、才不辜負她的「小偶像」的地位、才對得住我們青年朋友對她的殷切期望。只有這樣發展，劉秀嫚才能在平凡中孕育偉大、孕育永恆的偉大。 在中國傳統的觀念中，一個女人的路線，只是「賢妻良母」的路線。這是一條單行道，一條非常狹窄的單行道。夾在這條單行道兩邊的，是丈夫的拖鞋、子女的尿布、廚房的鍋碗瓢盆、鄰居的八舌七嘴。故中國的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屬品，她的一切生老病死、富貧榮枯，都以丈夫的變化為函數。她自己，並沒有真正的自己。中國的傳統觀念，也從不允許女人有她的自己。傳統的女人，在「賢妻良母」以外，多認識一些字，多寫一首小詞小令，已屬難得，並且也接近「大逆不道」的邊緣，因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的「完成」，並不以「才」為充要條件，甚至「才」還是她「不守婦道」的張本。所以流風所及，中國歷史上至多只有偉大的「母性」，並沒有偉大的「女性」。中國歷史上不會有「女思想家」、「女社會改革家」、「女叛徒」、「女飛行家」……中國的傳統不鼓勵女人去走這些路，要走也走不成。中國的女人不論長得多麼高，也要被男人踩在肩膀上。正所謂女高一尺，男也高一尺，因為女人那一尺，就是間接為男人高的。 但是物極必反，天道好還。近百年來歐風美雨的吹打，女人的地位竟告普遍抬頭。在整個世界的女人「蠢動」趨勢裡，中國的娘兒們自然也不例外。中國的陰性們逐漸知道她們的力量是非同小可的，她們逐漸知道她們美麗的力量、陰柔的力量、教化的力量、表演的力量，以及和平改革的力量了。她們逐漸知道許多男人費力辦不到的事，她們居然可以輕易的辦到了。試看「十四萬人」的男子漢，不能使英國僑民看到青天白日旗；可是一個李秀英，卻可使英國鬼子把中國國旗升上去。這種「佳人的力量」，豈不活生生的教我們男人臉紅嗎？這種偉大的成績，豈不是鐵的事實嗎？ 舊時代的女性們，她們對人群的力量，很少是正面的力量。她們只是側面的「禍水」的力量。一個海倫（Helen），可以使人民連年爭戰；一個克李敖芭特拉（Cleopatra），可以使群雄每日相砍。這些舊時代的「女英雄」（heroine）們，和她們影響下的「英雄」（hero）們，在遙遠過去的所作所為，早已使我們不敢領教。他們的「豐功偉業」，大都建築在人們的血淚之上，他們總是在「澤國江山入戰圖」的狀態下，完成「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局面，在「血流漂杵」的慘象裡，奴役這個，又打倒那個。 但是，從卡萊爾（Thomas Carlyle）出現以後，他的「英雄與英雄崇拜」言論，為一般的「英雄」定義，做了不少的修正。在卡萊爾眼中，不但神明、帝王等可以成為「英雄」，就是先知、教士、詩人、文人也不失為是「英雄」。到了今天的二十世紀，「英雄」的定義已需要更新的修正。一般什麼神明、帝王，早該踢出「英雄」的行列，而該代以美人、戲子、電影明星、ＴＶ的設計者、沙克疫苗的發明者、太空人、潛水人、試飛人。……他們這些，才是新時代的「英雄」，他們比舊時代的所謂「英雄」要高明一萬倍、偉大一萬倍。舊時代的所謂「英雄」們，他們要整天砍別人腦袋、切別人指頭，才能成為「英雄」，然後發動大量的文警，製造宣傳，使人們對他們「愛戴」「崇拜」，誤以為他們是「英雄」。但是新時代的「英雄」們，他們卻不這樣，他們直指人們的內心深處，使人們從心底發出對他們的愛戴崇拜，不再砍殺流血，也不需要斷頭臺。他們只憑他們的智慧、好心、靈巧和美麗，再加上對人無害的成名欲望，交織成一個百花齊放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是和平式的發展抱負，運動會式的公平競爭，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的操守，為目的而又考究手段的道德。新時代的「英雄」們，使人們皈依自己的方法不靠武力、不靠特務、不靠強迫，也不靠鞭子。他們所靠的，完全是本身的可愛、本身的吸引人、本身的和平溫煦的手法。新時代「英雄」的造形，絕不像舊時代的橫眉怒目、鬍子亂撇；他們極像司馬遷筆下的「英雄」張良，面如「婦人好女」，並且可能就是「婦人好女」。在這些「婦人好女」中，我對劉秀嫚寄以很大的希望，我要投她一票。 劉秀嫚成為「英雄」「英雌」的基本路數，必須建築在她的一些基本改變之上。她必須徹底認清世俗的表演、剪綵那一套，絕對不是有意義的行徑；做「孝子」、「好學生」那一套，也不是終極的目標。她該想想陸放翁那「欲求靈藥換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的詩句，然後進一步了解：「洗盡鉛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洗盡」她在這個地區多年被感染、被輻射的「俗情」。她該知道：她的見解與頭腦，可能遠不及她的美麗的程度，不但不及，甚至非常不成比例。 她如果不努力拉近這個比例，她必將成為一個世俗的美人，終將凋謝而去，變成每一個「中國小姐」「環球小姐」的下場，並無例外。 劉秀嫚今日的路線，只有一條，就是下決心不再陪世俗來串假場面、下決心走她自己的覺醒生活。即使做個「女叛徒」，也在所情願。有這種決心以後，她該知道她目前的生活方式，大有問題；她給一般青年男女們的「言教」與「身教」，也大有問題。她在洗盡「俗情」以後，該開始尋求「靈藥」，來洗心革面、來脫胎換骨。而這種「靈藥」，不是別的，就是「新思想」與「新知識」。 有過「新思想」與「新知識」訓練後的劉秀嫚，再出面主持任何節目、任何信箱，必然都得心應手，顛倒眾生。那時候的群眾思想，將都貫注在她的焦點之上，以她的思想動向為轉移，美人步亦步、美人趨亦趨，對國家的貢獻、民智的洞開，將有意想不到的奇效。 我上面這種議論，實際上有我的推理根據。凡是稍懂群眾心理的人，都可知道「喚起民眾」的方法，絕不是硬朝他們餵「黨八股」跟「清一色思想的藥丸」。我們必須引起他們的興味，然後施以正規教育和機會教育。我們必須深通「大眾傳播」——居浩然先生譯為「大眾交道」——的一切原理和技術，借助於一切有效的工具（如文字、書籍、傳單、壁報、雜誌、報紙、演說、廣播、電視、電影、幻燈、畫展、博覽會、交通設備等），普遍的、深入淺出的，展開思想上的明示或暗示工作，用來變化群眾的思路與氣質，一齊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在這種「喚起民眾」的大目標下，我們必須放棄學院派的枯燥論文，放棄書獃子的愚笨面孔，放棄一本正經的不通文字，轉而走向「挑逗大眾」的路線、吸引大眾的路線。使他們放棄孔夫子孟夫子程夫子朱夫子，放棄釋迦基督黃三太二郎神，放棄牛克斯馬克斯豬克斯羊克斯，轉而對我們著迷，為我們沈醉。這樣子的「挑逗」和「吸引」，有時候，學院裡或深山裡的思想家們，必須向「中國小姐」或「電影明星」一類的人物學習學樣。看他們是那樣的受歡迎，然後會覺得自己不被歡迎乃是一種恥辱——這只證明了學者同思想家們跟群眾脫節，並不值得孤高自傲。 在目前的世界趨勢裡，真正能「喚起民眾」的人，大部分都是學者和思想家以外的人物，這些人物出面來鼓吹學者和思想家的意見，所收的效果，要在比例上大得多。馬龍白蘭度出面主張廢止死刑、查爾赫斯頓出面主張黑白平等、法蘭克辛納屈出面關切總統選舉，……這些舉動，都容易引起天下風從的效果，都比什麼專家什麼學者的呼籲來得靈。大事如此，小事又何獨不然？一個「黑人牙膏」，牙醫師的千言萬語鄭重推薦，遠趕不上「凌波小姐也愛用黑人牙膏」一句話；而「黑人牙膏」再加上「樂蒂小姐也愛用」，效果也就更周全，——至少看過「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影迷，此生再也不敢反對「黑人牙膏」了！ 可憐的是，中國的現狀是學院裡的人物跟群眾脫節；而跟群眾不脫節的一群又俗里俗氣，完全不知道「思想」為何物，——他們只是盲目帶領群眾而已，恰像那瞎驢子推磨，只是在原地上打轉；萬一脫韁而出，也只是反動的開倒車。他們永遠不懂得什麼叫「廢止死刑」？什麼叫國計民生？ 如果中國的學者和思想家以外的得人心的人物，能夠出面關切思想運動、政治動向、社會改革，那麼收效一定很大。尤其是一些有清望的人，如果他們能善用他們的清望，肯下海做好事，不輕易做人情面子的事，我們群體的進步一定來得更蓬勃、更快。就目前的環境說，有帶頭作用的老一輩和中年一輩的人物，實在已經少得可憐，而青年一輩又多在機會缺少的高壓底下，爬不起來。因此偶爾有脫穎而出——不管是從那一個路數脫穎而出——的青年一代，他們的責任，也就更來得重大，也就更不限於「獨善其身」就算完事。換句話說，他們不應該僅僅是一個「作家」、一個「中國小姐」、一個「電影明星」、一個「企業家」。他們應該不僅僅是做佛經中的「自了漢」，應該聯合起來，加做些別的、多說些別的。例如一個十八世紀人權保障的老題目，值得大家全體注視；一個非法判決的死刑案件，值得大家一致聲討。在一個共進的群體裡面，個人——尤其是有才智有地位的個人——不應該只限於「專業」上面的注意，他應該打破傳統的什麼明哲哲學，偏偏要走出來，多管些實際並不「閒」的「閒事」！ 我的青年朋友何秀煌先生，最近在「文星叢刊」第一六八號，出了一冊「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在書裡，他重印了一篇叫做「我們應該打破容忍與沈默」的好文章，他說：
秀煌這段提示，我完全同意，我甚至同意他在文中所列舉的一些看來「似是小事」的例子，因為秀煌的真精神並不是斤斤計較「小事」的人。秀煌的真精神是如他所說的：
讀了「秀煌」的文字，我們再來看看「秀嫚」的作為，我不得不指出：以劉秀嫚popular身分與地位，她做得實在不夠。這種不夠，嚴格的講，實在不該怪她，而該怪何秀煌、李敖之流。怪李敖他們沒有及早進行「提醒」和「遊說」的工作，以致劉秀嫚只能成為一個十六年來臺灣教育訓練出的標準樣品，而不是一個灑脫絕世滿不在乎的女人。她不會奇思遐想、不會特立獨行、不會攻擊、不會反叛、不會氣一氣老頭子。她只是那麼馴順可愛，並且以「言教」和「身教」，向青少年們說明，我們該如何「聽媽媽的話」！ 當我眼睜睜的看到，我們脫穎而出的青年朋友們，並沒有使出真正「青年」的路數和解數的時候，我覺得我必須挺身出來，「打破容忍與沈默」，嚴格的指摘他們、批評他們、糾正他們的導向。我絕不在乎別人說我以老大自居，我是老大，並且很老很大，我絕不坐視「我本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的現象蔓延，我要叫。 西方近代最才華蓋世的天才女子鄧肯（Isadora Duncan）有一次向蕭伯納開玩笑說：「以我的美，配上你的聰明，生一個小孩，那多好！」蕭伯納答她道：「萬一生出來的，竟是我的醜，配上你的愚笨，那該多糟糕！」我舉這個笑話，為的不是別的，而是引喻我的一個妙想。 我的妙想是：在我們目前的現狀下，我李敖雖然仍天才橫溢、鬥志不衰，可是畢竟因三年來樹敵太多，相對的增加不少敵意和阻力，也增加了不少對我有成見的傻瓜。所以同一句話，不出自別人之口而出自我李敖之口，外面的反應就多少有點不同。常常是一句真理，因為是我李敖說的，有些傻瓜們就難免賭氣：「李敖說該這樣，我們偏不這樣！」「李敖是什麼東西呀！他要我東，我偏要西！」可是，當這句真理，不由我李敖說出而改由劉秀嫚說出的時候，它的「說服力」就會比我強得多了。美人在這個世界上，跟五十分上下釐米的電線一樣，是阻力最少的物體。這種物體，在消極方面，可以減少不必要的猜忌；積極方面，又可以增加群眾的信心。基於這種認識，我開始凝結我的妙想是：——劉秀嫚若能寫出我李敖這樣的奇文，那多好！她的美麗若加上我的天才，那多好！我情願挖空我的腦袋，把我的天才全部送給她，叫他媽的上帝徹底做一個不公平的上帝：一方面使美人兼做才女；一方面使「文化太保」變成「文化白癡」。在李敖「交出棒子」以後，改由劉秀嫚做思想家、批評家、史學家、散文家、傳記家、演說家，以及戰士和情聖。……那時候，劉秀嫚將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鄧肯、我們的喬治桑、我們的克萊拉巴頓（Clara Barton）、我們的山額夫人、我們的ＢＢ和莎崗。她那多方面的前途，將因多方面的突破而變得無可限量，她對我們國家的貢獻，也將超過每一個賢妻良母月貌花瓶的女人。 我這些話，人們不要又以為是我酒醉後的瘋話，這些話不但不瘋，並且還是一個偉大而周密的構想。這個構想的基本論是我想朝群眾使用「美人計」，用美人的春風，施開明的秋雨，不再由我來表演「秋風秋雨愁煞人」的場面。這種苦心，我想必然得到我的敵人和睜著眼睛羅織我罪狀的人的贊同；它如果成功，敵人和我都可安心睡大覺，或者湊上一桌，盡棄前嫌，打他八圈麻將。 我在這篇文章中，天南地北，扯了八千字，還在扯劉秀嫚「秀嫚信箱」的題外話，未免太囉嗦了。並且這樣扯下去，好像是在給「秀嫚信箱」寫序，而不是給我自己的「上下古今談」寫序，這又未免太顛倒乾坤。所以我還是來談談我的「上下古今談」罷！ 我應「臺灣日報」發行人夏曉華先生之命，寫「上下古今談」的時候，我們的朋友張繼高（吳心柳）先生對我說：「我包你寫不過兩個月！不到兩個月，你們就會受到壓力，而不得不停止。我願跟你打賭。」 對張繼高先生的「預言」，夏曉華先生不服氣，我也不服氣，我們不信。我們開玩笑說，至少要寫它六十一天，要比張繼高的「預言」多一天。於是「上下古今談」便嘩哩嘩啦，開始上下古今的談起來了。 這個專欄一出世，不出我們預料的，「外界的壓力」立刻在四面八方飛來了。當然啦，這些「壓力」是朝夏曉華先生頭上飛的，而不是在我腦袋上轉的。所以常常是在夏曉華先生費勁應付外界麻煩的時候，我正躺在家裡睡大覺，並且睡得十分自在。睡醒以後，我挖著腳指頭對我自己說：「管他媽的什麼麻煩呀！你已經很窩囊了，夏曉華比你還窩囊。發表這些窩窩囊囊的文章，若還構成罪狀，『他們』真未免太小氣了！看『他們』滿口仁義道德、自由民主，按說不像是小家子氣的人呀？怎麼一碰到我，『他們』就小氣起來了呢？」於是，我把臭腳丫子一踢，就起床寫下一篇了。我懶得再想，寫它一天算一天！ 就這樣的，我的「上下古今談」從七月五號開始，一直寫到八月二十七號，一天沒斷，足足寫了五十四天。其中有「李敖不可怕」和「判案不是猜謎！」兩篇，因故未能登出，所以一共是五十六篇。我把這五十六篇文章，稍加訂正和復原，配上附錄文字，就成為這本「上下古今談」的小冊子。 我為什麼沒有在八月二十七號以後，繼續寫下去呢？這個問題我現在不便回答，只有等到我八十歲寫回憶錄時再公布，或者等我死後，由我的乾孫子來公布。總之，目前此時此地，本人恕不公布。有人要好奇，就好他的奇去罷！ 「上下古今談」不談了以後，我正式寫信給夏曉華先生，推薦劉秀嫚來掌握這一方之地。套一句古話，這種作風，叫「薦賢自代」，也叫「退讓賢路」。雖然在事實上，我自己本不失為是「當代大賢」，只可惜我賢得惡名四溢，只可嘆我賢得罪狀昭彰。所以不得不因故學學歐陽修，「避此人出一頭地」。我希望夏曉華先生用不衰的禮遇，正式敦請劉秀嫚來主持這一個專欄；也希望劉秀嫚用長駐的青春，來走上這被李氏壓路機壓過的大路。我相信劉秀嫚這樣做，在我們青年朋友的警戒和督促下，必然是一個新面目的起點。我祝她好運！ 我清楚的知道，在我那些數不清的「不良紀錄」中，由於我這一篇「代序」，必然增加一條新的「不良紀錄」。為了使撰寫紀錄的「未來牌友」少一點麻煩，我現在代為擬定草稿一則，以供參考。文曰：
這條代擬的草稿，我想必然可供有關人士的採行，不必另做了。還是謄出時間，多練練「雙龍抱」和「全帶七」，那天下戰書來比賽，我李敖絕對奉陪，來它三十二圈，打個你死我活，不亦快哉！ 「文星」第九十五期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