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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五月，美國「紐約時報」的名記者竇丁（Tillman Durdin）、美國新聞處的副處長司馬笑(John Alvin Bottorff）約了我，三個人在一家咖啡館裏談話。竇丁先生向我提出幾個問題，都很中肯。他的觀察力的敏銳是我早就知道的。他在二三十年前就看出共產黨宣傳的把戲，他是美國名記者群中，從來不受共產黨宣傳影響的一個人。 在竇丁先生所提出的問題裏面，有一個很有味兒的題目，他問我：「為什麼在台灣的這些大學教授們都顯得活力不夠？為什麼他們不像韓國那些教授們那樣生氣勃勃、勇氣十足？」 我的答覆是這樣的：中國大學教授們不是沒有像韓國那些教授們那樣生氣勃勃、勇氣十足的情況，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時代教授們的氣象。現在不行了，現在他們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墮落的墮落了。淪陷在大陸上的許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鬥；而到台灣來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貨」和不入流的，他們在台灣島上，十足表現出「沒辦法」和「無能」的醜態，這是不難想像的，他們只是把持住現狀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進步與朝氣了。 我這個答覆，頗使這兩位「洋鬼子」朋友滿意，但我個人卻忍不住心裏的沈痛。我沈痛為了我不能把許多「內幕」的理由告訴他們，這大概是「家醜不可外揚」心理的發酵，總之，我不願意在外人面前洗裏腳布！ 我所謂「內幕」的理由，是有很多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的，其次是人事的，當然還有許多別的原因。政治的原因咱們最好別談，談了麻煩，何苦來？人事的原因，似乎可以酌量談一談，可是談起來總難免「欲說還休」，總覺得嘴巴和筆桿解決不了問題。 為了說明上面一段話，我且舉一個例子。在大陸上被「思想改造」的名教授、前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朱光潛，無疑的，他是屬於「第一流」的階層的。當大陸撤守的時候，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有一個搶救這些「第一流」教授的計畫，在被搶救的人中，朱光潛名列前茅。可是誰能想到這個計畫竟被現在台大文學院院長沈剛伯「扣」住，陰錯陽差，終於使朱光潛這類教授不能到台灣，不能在台灣大學發揮他們的智慧與抱負，這是多麼教人嘔心的事！ 所以，我每次看到死氣沈沈的沈剛伯，從死氣沈沈的台大文學院中蕩出來，我就忍不住一肚子鳥氣。我就記起朱光潛那小老頭兒和他那一點也不陰險的模樣兒，就回憶起我初中一年級時聽他講演的那副神氣，就幻想起他那遭受「思想迫害」的悲哀。 於是，彷彿長得高高的沈剛伯，在我的眼中忽然矮小了，矮得變成跟朱光潛一邊高了，消失了臉上的陰險，變成了朱光潛，向我飄過來了。我恍然大悟：哦！現在我明白為什麼沈剛伯要「留中不發」了，要使朱光潛不能到台灣來了，朱光潛要來了，台大文學院院長還有沈剛伯的份嗎？ 其實，我們也不可過於責怪沈剛伯，他這樣做，也不失為生存競爭下的人之常情。我們可以燒掉責備「賢者」的「春秋」，轉請瑪利亞的私生子耶穌原諒他一次。 沈剛伯不可原諒的，毋寧說是他身居毛坑高位，卻不拉屎一點上。這是敗壞中國學術與學風的真正罪惡，這種罪惡比他有負於朱光潛要大得多，這是我們不能忍耐的現象。 這種不能忍耐的最後爆發，對我個人而言，發生在我跟兩位美國佬談話後六個月，我寧肯犧牲掉我在台大文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學籍（還差半年，就可得碩士學位），不管三七二十一，終於「發難」。我砲轟這個文學院和「沈剛伯型」的老教授，使他們受到文字上最厲害的懲罰，使他們多少要假裝有點「赧顏為人師」的慚愧。當然了，這個學院的領導人在內外兩方面都受害較烈，對內而言，他的把戲被拆穿了、劣跡被昭彰了、學者「風度」被炸掉了；對外方面，他由「孔孟學會」的元配「理事」一降而為候補「監事」，只好再重新建築臉皮的厚度，追隨自己貪財卻叫別人節約的王雲五，去「嘉新講座」每月六千元的津貼去了！ 這就是我第一次指出「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現狀」的結果，它告訴我： 一、嘴巴和筆桿解決不了問題，嘴巴和筆桿不能使老妖們退位，老妖們的厚臉皮足司抵擋我的文字而有餘； ¡@ 二、老妖們只受輕傷，並且得了每月六千元之類的醫藥費（或遮羞費），而我李敖呢，失學失業，做了一名自我犧牲的烈士； 三、一切問題，還依然存在、依然嚴重、依然沒得到解決。 ＊ ＊ ＊ 在我「發難」砲轟「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現狀」的同時，我有一篇文章，又談到「高等研究機關」的一個主持人李濟，我以「樂與人為善」的勉強心情，指出他的「貢獻和悲劇」，為了他在學問上遠比他的乾女兒的爸爸沈剛伯來得好，所以我筆下留情，盡量稱道或肯定他的「貢獻」，盡量少說或遮蓋他的「悲劇」，我只含蓄的指出他的氣量狹窄、態度跋扈專橫之類，希望他能警惕，從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期我這篇文章一出來，立刻被中央研究院為主的許多人兒大罵，責備我「把李濟說得太好了」、責備我不了解李濟在院「裏」頭的大量劣「跡」…… 這種責備，真使我哭笑不得！我只好承認：好人做不得了，「樂與人為善」的鼓勵也做不得了，對這批老不長進的專橫傢伙，只有徹頭徹尾的砲轟一途，於是我接受了這些人兒的責備，決定寫一篇「從李濟的悲劇看中央研究院的幾個黑暗面」，用來宣示我的「服善之勇」，用來做一次新的扒糞運動。＊ ＊ ＊ 台灣大學和中央研究院是我們自由中國知識界的兩個雙峰，一個是最高的教育機關，一個是最高的學術機關，我希望這兩個雙辜高聳、豐滿而美麗，我對它們不能不求全責備，我希望它們貨真價實，不能戴假的「乳罩」，更不希望它們的「乳癌」。所以我不能不把它們的一個主要部分檢驗檢驗，台灣大學的被檢驗部分是它的文學院；中央研究院則是它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這兩個部分的主持人（沈剛伯、李濟）是「親家」，也是氣焰震「主」（錢思亮、王世杰）的人物，錢思亮、王世杰已經都被震成小傀儡，都可憐得使我李敖不忍深責，所以我也懶得理他們。我只指出並記錄台大文學院和中研院史語所的毛病而已，順便指摘「沈剛伯型」的可恥和「李濟型」的可惡。 這本「教育與臉譜」，收集我十二篇的文字，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沒發表過的。全部的文字都是環繞在一主題上面，那就是：「老頭子，你好好幹：你不好好幹，最好請你滾蛋！」 這十二篇文字，都是以這十八個字做直徑旋轉的，都是直接或間接表達這些意念的，所以它很值得老頭子們人手一冊。老頭子們讀了它，並不一定就「好好幹」或「滾蛋」，極可能照舊不幹不滾，照舊吃閒飯黑心飯。他們這樣，當然我也沒什麼辦法，我畢竟是靠嘴巴和筆桿戰鬥的人，時勢不允許我成為英雄，只好耍狗雄了。韓孔厂的詩說得可憐—— 舌下無英雄， 筆底無奇士。 一個只能在舌下和筆底發揮作用的我，只好用這本教育中的臉譜和臉譜中的教育來表示螳螂之怒了。在我不能斬將搴旗的時候，我只能悲憤地留下這部歷史的紀錄，讓一代擾攘的老頭子們，會在千秋萬代以後，使他們的子孫會因他們而感到羞恥。——假使他們不斷子絕孫的話，歷史之神總有一天要為我作證。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東方未明時 |